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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獎的決定。被授予列寧勳章的有八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副主席雅哥達，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局長科甘，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勞改營總管理局局長別爾曼，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局長助理弗連克爾，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副局長拉波波爾特，白海—波羅的海勞動感化營主任菲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副總工程師菇克，工程局副總工程師韋爾熱比茨基紖紝矠。

謝·米·基洛夫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說：“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在這樣一個地方建成這樣一條運河，這確實是一種英雄業績，因此應該公正地評價我們那些領導這一事業的肅反工作人員，是他們真正創造了奇蹟。”紖紞矠

確切一些應該說，創造奇蹟的是數十萬囚犯。這樣的囚犯當時有的是。在對１００多萬富農和中農農戶實行剝奪和對“剝削階級的殘餘”進行了殘酷鬥爭之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掌握著不僅僅能夠建設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很大一支力量。被授予列寧勳章的那些人的職務，雄辯地說明了斯大林運河是如何開鑿的，是誰開鑿的。在國民經濟中廣泛利用囚犯的勞動（在３０年代為他們提供勞動場所也是一大問題）不是什麼新思想。這裡要提一下，早在２０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發揮勞動軍事化的思想時就曾提出建議，說“應該把反對國家的敵對分子大批調去參加無產階級國家各項工程的建設”。我們看到，“傑出領袖”中這一位的意見並沒有被另一位所忽視。

至於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報告中講起來就有些為難了。不錯，建立了２０多萬個集體農莊和５０００個國營農場。但總書記承認農業這一部門的發展“比工業慢得多”。斯大林也承認，“對農業來說，實質上報告所涉及的時期與其說是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的時期，不如說是為最近將來的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創造前提的時期”。紖紟矠報告人在這裡也指出了畜牧業的嚴重情況。大概從那時起我國畜牧業的情況就沒有好轉過。在農業方面總的情況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的十年過程中粉碎了許許多多的反對派之後，終於無“事”可幹了。總書記是這樣說的：如果說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還不得不徹底擊潰一切集團的信徒，那麼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沒有人要打擊的了”。不過總書記在這裡為了使大家千萬不要放鬆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說，“他們的思想殘餘還留在一些黨員的頭腦中”，因此我們應該隨時準備摧毀它們。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擊”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擊有這樣思想的人。斯大林說，我國正向著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但他立即又得出結論說，達到無階級境界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開展階級鬥爭”紖紡矠。

看來，由於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萬能作用，深信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無心考慮這種看法的極大危害了。在“勝利者的代表大會”上（按照他的說法，當時已經“實際上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殘餘”），他號召進一步強化強制機制，加強懲罰機關。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慮民主演講的意義，原因很簡單，因為任何加強真正的民權制度的嘗試都會相應地削弱他樹立領袖絕對權威的可能性。這裡還要補充一點，斯大林從特性說，是個專橫暴虐的人，使人總感到他身上有一種東方的遠古時候的東西難怪布哈林在１９２８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

第一部第四章　“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2）

斯大林並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有不少人當初都曾參加過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反對派”或具有某種傾向。所有這些人早就透過不同的方式悔了過，認了罪，在尋找機會重新得到今天權勢極大、威望極高的斯大林的好感。那些“被擊敗的人”並不全是毫無原則、看風使舵之輩。在這些過去的“反對派”中，有許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對一些雞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為他們不甘心當黨外人士，他們支援加緊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

總書記特別向卡岡諾維奇提出，要首先保證這批為數不少的人的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因為這些人的悔過發言將更加提高“領袖”的威信，雖然今天在權力的頂峰他已經成為惟一者。幾十年後再來看這些人的發言，就可以想象出他們怎樣強忍屈辱，像神魂顛倒的教徒一樣鞭笞自己，以滿足（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個人的虛榮心的情景。這一切許多代表都看在眼裡。例如，基洛夫說：現在這些過去的反對派“企圖擠進來共慶勝利，試圖踏著同一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