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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說，“重新被選為州委第一書記，但不久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務局局長來找我，建議我從明天起留在家裡。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隨時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貝利亞身邊工作過、對某些事情有過懷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敵。幸運的機會奇蹟般地救了我：就在這時貝利亞被捕了”“人民公敵”是“挑選”不適用於斯大林秩序的人的萬能公式

我想，葉皮謝夫的這個典型說法相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可是，不“適用”於“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數人被控告只是由於“不適用”。由此可見，“人民公敵”這個表面上由“領袖”從法國大革命領導人那裡借用來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領導人的理解毫無共同之處。建立了革命民主專政的羅伯斯庇爾把“佔有不義之財的人和殘暴的貴族”看做敵人。而斯大林，我再強調一次，則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潛在地可能不贊同他的觀點的人都看作敵人。連不同想法，甚至被懷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認為是敵對行為。誰也沒有站出來反對斯大林個人專權，但是他感覺到，許多人特別是列寧的“老近衛軍”中的許多人內心裡不贊成他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這就有足夠的理由使這位疑心重重而又殘酷無情的獨裁者逐步醞釀出可怕的決斷。

斯大林藉助於意識形態機構在國內一步一步地煽起懷疑氣氛，使人們做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血腥清洗。

絕大多數蘇聯人毫無保留地相信，現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人進行殊死鬥爭。早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各報就發表了標題五光十色的社論：《間諜和兇手》，《出賣祖國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壞分子——間諜》，《惡棍中的大惡棍》，《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托洛茨基匪幫》對社會意識進行赤裸裸的“按摩”產生了效果：人們瞭解了那些長期把自己“偽裝起來”的人的卑鄙行為，都義憤填膺。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為什麼斯大林和他周圍一班人能夠使黨、使人民相信他們生活在敵人中間呢？說間諜和暗害活動猖狂至極的根據是什麼呢？對這些問題，黨中央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會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全會進行了大約兩個星期。會上聽取了不少報告。首先是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報告各個黨組織對按照新選舉制度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準備情況和改造黨的政治工作情況。已經開始得到“領袖”特別賞識的日丹諾夫在報告中發表了一些似乎正確的意見。例如他強調指出，“新的選舉制度標誌著蘇維埃組織的活動中更廣泛得多的公開性”。他完全正確地提出了關於黨內民主狀況問題裡並引用了斯大林的話：雖然“引人注目的是專政的文化工作”，鎮壓機關在今天也和在內戰時期一樣需要。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報告人繼續說，“當我們的人在打瞌睡和搖搖晃晃的時候，敵人已經行動起來了”而在黨內，用日丹諾夫的話說，情況並不簡單。黨的隊伍鬆鬆垮垮；黨內有不少敵人。接著他說：“增補委員這一有害的做法紮下了根，而且已經走得很遠。增補委員的做法破壞了黨員參加選舉自己領導機關的合法權利。”

然後這位中央書記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區委和市委的執行委員會，增補的執委和候補執委達５９％。例如在基輔，日丹諾夫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市委一下子增補了１４名委員，其中包括原來是人民公敵的阿施拉費揚、傑尼斯、先琴科、託傑爾等等。在哈爾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黨代表會議選出的１５９名委員和３４名候補委員，只剩下了５９人，增補了６１人。而市委執行委員會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補的委員。日丹諾夫說，在哈爾科夫市列寧區，１９３６年４月４日提出了關於“開除一大批人”的問題。還請來了積極分子。為什麼呢？因為出席區委全會的是１０人，而要開除的是１２人！“於是１０人吃掉１２人！（全會參加者中間有人發出笑聲）”日丹諾夫舉了大量這樣的例子紒紜矠。

這不僅僅是黨內反民主傾向的徵兆。黨內形成了不法行為合法化、允許廣泛採用強制辦法的氣氛。斯大林和他周圍一班人已經為從解決問題的行政方法轉到對潛在的敵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準備好精神氣候。

到全會開幕時，“統治人物”已經進行過“戰鬥偵察”。我指的是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林什維克進行的迫害。當時人民支援他。這些活動家有礙於斯大林，他們雖然已被貶為小職員，但是瞭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瞭解斯大林在自己辦公室裡舉行會議時曾唆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托洛茨基；瞭解他的許多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