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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和軍權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從一方面說，在非常情況下，權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解決主要任務。從另一方面說，絕對的大權獨攬就極大地削弱了各級領導人的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沒有頭號人物的批准，要採取任何重大的決策、行動和步驟都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大本營裡直接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只不過是兩三個人。但是他們的工作僅僅是完成最高統帥的委託。在戰爭時期，政治局委員中起過顯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許只有沃茲涅先斯基、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沃茲涅先斯基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還沒有受到如實的評價，他積極地處理了我國的經濟問題。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擔任過不同方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們是斯大林意志的積極貫徹者。至於伏羅希洛夫，他在幾次失敗的防禦戰之後，失掉了斯大林對他在“作戰方面的”信任。加里寧用相應的命令使“領袖”的決策合法化，同時參加了宣傳工作。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花了許多時間處理運輸—經濟事務和糧食問題，他們兩人作為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實際上沒有參與什麼活動，如果不算卡岡諾維奇在前線南部地段的短暫停留的話。馬林科夫實際上是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內執行斯大林委託的任務的人。他曾經幾度到前線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統帥交辦的任務，但由於他完全不熟悉軍事，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莫洛托夫從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戰爭結束都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主要負責國際問題。貝利亞分管的是“清洗”我國的後方、德軍戰俘營、被俘過或被包圍過的蘇聯軍人集中營，以及為戰爭服務的“監獄”工業。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經兩度來到北高加索方面軍。安德列耶夫負責農業和前線供應。由於絕對的大權獨攬，斯大林在戰爭年代彷彿是從黨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員會，但在前線和後方，基層黨組織卻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由它的機關來體現。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召開過中央全會。雖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員曾經被召到莫斯科，為召開中央全會等了兩天，可是斯大林和馬林科夫騰不出時間來。全會沒有開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開過一次全會。斯大林並不看重分清黨、國家和軍隊最高機構的職責。而且這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反正領導所有這些機構的都是他一個人——中央委員會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國防委員會主席、大本營主席、國防人民委員。他簽署檔案也用不同的名義：中央委員會、大本營、國防委員會或國防人民委員部。

戰爭時期必須把國家權力、政治權力和軍權集中起來，這一點未必可以懷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權力的集中應當首先在黨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圍的人都成了跑龍套的角色和惟命是從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攬”在自己身上。所以無論我們今天對斯大林持何種態度，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他肩負的工作就規模和責任而言都超出了一個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說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員們和國防委員會委員們來承擔的話，那麼軍事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基本上是由他這位最高統帥來解決的，這就造成了許多失誤。幸好在總參謀部和最高軍事領導成員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現不凡的、傑出的軍事首長脫穎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說一遍，軍隊幹部中由於斯大林的過錯而在戰爭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長時期內都能讓人感覺出來，特別是在方面軍、集團軍、軍和師這些環節上。

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別殘酷的時刻。長期以來，我們的書籍和教材講到這段時期時，都只說是“德寇閃電戰的失敗”、“希特勒計劃的破產”、“有計劃的退卻”、“我軍暫時失利”等等。但是沒有必要把歷史描繪得光輝燦爛。歷史有一個很可能是根本的特點：它只承認真相，真相遲早會在歷史上佔據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歷史中顯得多餘。在許多專著和多卷本歷史著作中長期以來見不到“失敗”、“慘禍”、“被包圍”、“驚慌失措”等涉及我軍行動的字樣。可是這些事情都發生過。甚至是整個方面軍的大敗、慘敗。在歷盡艱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鮮血才獲得的勝利到來之前，這些都發生過。

斯大林成了武裝力量的統帥之後，竭盡心力，試圖搞清楚：前線情況究竟如何？目前的戰線在哪裡？明天等待著我們的是什麼？究竟在什麼地方才能擋住德國軍隊？怎樣才能儘快補足人員和裝備的巨大損失？斯大林長久地聽取朱可夫、瓦圖京、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其他人的陳述，一聲不響地站在那裡看著鋪在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