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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代表大會由於批准了社會主義建設即工業化的方針，它也就成了這條道路上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黨內的民主原則沒有得到發展。偉大的東西未必料到，隨著它的產生，對它的否定也同時產生。也就是在這些原則的鬥爭中包含著“領袖”的未來的“勝利”和人民的“悲劇”的根源。並非所有的人當時都明白，為了強大，他們不得不付出個人自由的代價。這不是奇談怪論，而是專權的規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寧主義“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維裡的青年時代，“理論”和“理論家”這兩個詞就在他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馬爾托夫曾經說過：“正確的理論永遠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這句話的，他開始接近理論，也接近理論家。１９０７年在倫敦兄弟會教堂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斯大林仔細端詳著與東正教教堂迥異的哥特式教堂的輪廓，一面想起所羅門的一句警語：“仁慈和真理不會置你於不顧；你要把它們掛在你的頸上，你要把它們寫進你的心靈的史冊。”他在少年時期是宗教學校的一名勤勉的學生，以後漂泊的生涯也沒有從他的頭腦中驅走聖經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從來不喜歡溫情，至於真理他覺得，在代表大會上他沒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長時間爭論“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階級團結問題”、“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這在他看來都是抽象的，與俄國的現實沒有密切的聯絡。

而這種現實，在代表大會進行過程中曾極其嚴正地提醒人們對它加以注意：會議主持人中斷了會議，突然宣佈，黨的會計處已經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會議開完，來支付會議場地租金，支付代表們旅店中的費用和返回的路費。當時還宣佈，一位自由主義人士同意支付一張３０００英鎊的期票，條件是償還時要付給大筆的利息，如果全體代表在期票上簽字在一陣靜寂之後，代表們紛紛大聲議論起來，表示同意。這位突然出現的庇護人要等待十多年時間才能收回他的英鎊。他是在進行一次冒險，因為歷史上遠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訂單”來完成的。

有一天，會議休息時，朱加施維里正巧同列寧、羅莎·盧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後面三人正在爭論“不斷革命”的問題。鈴聲響了，會議要繼續進行，列寧開玩笑地結束爭論說：

“也許羅莎掌握俄羅斯語言比掌握馬克思主義語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們同她有一些分歧不過這是可以補救的！”

朱加施維裡當時對“不斷革命”實質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沒有參與那次時間短促的爭論。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個革命者需要多少這樣的真理啊？大概，現在他特別需要那些真理，雖然他並沒有打算把它們寫進自己的心靈的史冊。在這之前，只擁有發言權的朱加施維裡已經寫過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認為是他的理論鉅著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從心底為自己這篇著作感到自豪，儘管呆在倫敦的“著作家”中還沒有一個人看到過這篇東西。

斯大林當時會不會知道，３０多年後他會被一致選為一個最強大國家的科學院的榮譽院士？他會不會哪怕想一想，這個科學院中的世界科學巨擘們會在他７０壽辰時向他獻上一部幾乎８００頁厚的、充滿讚美之詞的書籍，就在這本書裡，“天才的學者”、“天才的理論家”、“最偉大的思想家”一類的話被無休無止地重複著？！科學院院士馬·博·米丁、安·雅·維辛斯基、鮑·德·格列科夫、亞·瓦·託普奇耶夫、阿·費·約費、特·捷·李森科、Ａ·И·奧巴林、弗·阿·奧布魯切夫、亞·瓦·溫特爾，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這本鉅著中說，斯大林對發展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對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所作的貢獻，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論的意義對於整個科學界一樣，非常巨大。其實，這位“最偉大的思想家和科學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第９號記錄上就是這樣寫的）在那個時候是、而且後來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通俗作者、列寧思想的粗淺的解釋者。不過在他成為科學院院士、在透過決議稱頌他為“世界科學巨擘”時，並不是理性的願望在支配著這些受尊敬的人們。總書記戴上了知識的桂冠，這不過是由於神化領袖而產生的一種畸形現象而已。

命運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學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約·維·斯大林——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偉大泰斗》，可是沒過幾年，他又受中央委託起草了一份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