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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就是在黨內迅速贏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寧對布哈林的評價——“全黨喜歡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選進了黨的最高機關，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有捷爾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龍芝。而書記處卻以新的面貌出現：總書記是斯大林，第二書記是莫洛托夫，書記是卡岡諾維奇。中央委員會新組成的領導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援更牢靠了。也許斯大林已經度過了黨內升遷的最困難的時刻。他不僅沒有像列寧堅決要求的那樣被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而且還成功地鞏固了自己在黨的領導機關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劇由來已久（3）

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整整幾十年從黨的視野中消失了。它沒有在《列寧文集》中發表，雖然斯大林本人答應過要做到這一點。誠然，在２０年代中期，這封《信》由於黨內鬥爭曾幾次“露面”。它甚至發表在黨的“十五大”的通報第３０號上（印數１萬多份），上面註明：“只供聯共（布）黨員閱讀”，發至黨的省委、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共產黨黨團。信的部分內容曾發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報》上。因此不能說黨完全不知道這個檔案。但是，由於沒有立即執行列寧的意志，以後要做到這一點就更困難了，這首先是因為最初斯大林還企圖改變自己的所作所為，哪怕只是做給別人看。而主要的是在黨的心目中他領導了中央的多數去同反對派分子進行鬥爭。雖然反對派常常只是表現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但是，經過斯大林的努力，“反對派”和“派別”這些詞都成了敵對態度的象徵。

大家知道，黨，後來幾代共產黨員，只是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才知道列寧的“遺囑”。這種“機密”是危險的，它們像鏽蝕一樣銷蝕民主原則，無意間使人誤以為真理可以禁錮起來。順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問世的小冊子《俄共“十二大”總結》中寫道：有些人想靠列寧晚年的信“撈取資本”，說什麼“這裡有某種機密”，使得人們不能發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隱瞞起來，不見光明，如歷史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就越有可能被人濫用。歸根到底，這種種掩蓋真相的做法都是註定要破產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卻會給社會意識、政治素質和精神價值造成巨大的損害。《信》的經歷再次提醒人們，謊言向來是人編造出來的，製造出來的，捏造出來的，而真理不必“製造”。它只須發現、找到、闡明、捍衛。具體說來，真理和謊言的對立之一就在於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許多光明；謊言總是尋找暗處、隱蔽處和“隱密處”。而斯大林酷愛搞“機密”。多不勝數的“機密”類字樣很快都上了各種“公文”、公文夾和一般檔案。當然，國家機密和黨的機密過去一直有，看來將來也會有。但是，把一般來往書信、報告、電報、普通資料變成某種機密，就會造成一種特殊的幕障，為某些人把現實生活掩蓋起來。誰也沒有仔細想過，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過分保密的做法竟為一些人出賣靈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機密”的中心，他有時間對源源不斷的訊息作出個人反應。

在並非沒有托洛茨基參與的情況下，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發表。最初在美國，他以前的擁護者馬·伊斯門發表了檔案的正文，並加上了詳細的反蘇性質的註釋。後來３０年代在法國，俄裔法國公民、《人道報》的撰稿人波·蘇瓦林再次發表了這個檔案。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設法引起人們對《信》的注意，他從信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們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實際上把列寧的這個檔案解釋成只有一個意思：列寧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並且建議代表們推選他托洛茨基這個最能幹、最精明的人當黨的領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經常地重複這個論點，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這麼回事。

“遺囑”所包含的列寧的思想為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實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廣闊的餘地。當時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參加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提高工會、蘇維埃、群眾團體、人民監察機關的作用，實行領導人向勞動人民報告工作的制度，雖然那時還沒有具體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測驗、領導人必須報告工作的問題，沒有提出黨的幹部要嚴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藝學”的其他方面等問題。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質在於民主、人道主義、自由和公正的統一。

對列寧主張的實行廣泛民主的根本立場的逐漸背離，不可能不在蘇維埃國家生活的一切領域有所反映。後來發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