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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頭髮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著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

眾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鬆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當小販舉起板凳時，恍惚之

間自己又是那個舔著冰棒手裡卷著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

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裡有一份驀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

的惆悵，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著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臺灣人說，“不算多。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

公車裡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

於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臺灣也是這樣的。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

地回道：

“臺灣人才不會這樣。臺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臺灣，

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年代的臺灣，和西歐美國一樣，

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

問題？

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曾經對我做過一個比喻：中國文化好比一個工具箱；北京

人開啟箱子所需要的東西，和移民海外的臺灣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東西，由於地理歷史環境的不同，會相當不一樣；但是儘管拿出來應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樣，工具箱可還是那一個。

90年代的北京人與他們那個工具箱的運作關係，和今天的臺北人與臺灣的工具

箱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不同的氣質和個性。我對北京的認識極為浮淺，

可是，浮淺有浮淺的優點，因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嶄新的眼光，更

鮮明地感受一個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給我這個陌生人員立即、最深刻的

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壓抑極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這個城市的種種什麼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經驗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後從雲頭往北京縱身一躍，在市井中溜達幾

回，和賣菜的、理髮的、踩三輪車的、開“面的”的、上班的聊幾句，你就會感覺

到那份抑鬱，像黑壓壓的雲頭，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來，卻又老不下雨。於是每個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種開啟工具箱卻遍尋不著所需工具的苦惱，或者說，他不必打

開箱子其實就知道箱子裡頭沒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壓抑，所以焦

慮地等待。

90年代的臺灣人顯得比較輕鬆，因為他與他工具箱之間的關係沒那麼緊張。他

對箱子裡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滿意，但是他可以隨時開啟箱子換幾樣零件，不高興時

對著箱子踢上幾腳也賠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夠用，日子也還過得去。因為

他對自己的工具箱掌握著某一個程度的自主權，他因此顯得豁達。

如果說這就是群體個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許是對的；可是我畢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記憶，幼時的打架街景歷歷在目，我清楚地知道：臺灣人並非一向都如此輕鬆

豁達的，從打架到不打架，臺灣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則有它必要的社會條件。

兩個騎單車的人相撞，車撞壞了。兩個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單車只是車主所擁有的財產中極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說，單車之外他還有

兩輛汽車、三輛越野腳踏車等等，那麼他們有可能只是揮揮手：哎，沒關係。

如果兩輛車都有保險，也就是說，修車或買車的費用都由保險公司負擔，那麼

車主也可能只是交換一下彼此的電話號碼，很文明地握手道別。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單車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