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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從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於此。他的兩個孩子在此屋誕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見一棟黃色的建築,是威瑪圖書館,牆上的牌子說: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間,歌德在此任圖書館館長。”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鐘的腳程之外。他的馬車停在車庫裡,車庫樓上,是他寫
作的書房,他的筆還擱在書桌上;他的床,還鋪著他睡過的床褥。
踩著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還有他彈過
的鋼琴。
最後,還進了席勒的屋子,看見他的書桌,靠書桌邊,擺著一張床,是他臨終
的床。
威瑪的歷史光輝,使人完全忘了有東德這麼回事,直到這個席勒書房的解說員
開始聊起自己來。
“對我來說,統一不但沒帶來好處,還讓我遭了殃。”
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衣襟上彆著名牌,“保利”。我們站在席勒的書架
前。
“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兒子,今年三十四歲了。三十幾年來,我撫養他,幫他穿
衣、繫鞋帶、喂他吃飯、幫他洗澡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國家還算照顧我,有特
別的津貼,工廠還有手工品讓我在家裡做,因為我不能離開兒子一步。”
幾個瀏覽的客人走近來,保利停了一下。
“現在統一了,工廠倒閉了,我失業了,要申請什麼補助得跑好多個機構;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請什麼,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觀念也是新的,我覺得糊塗極了。
不得已,只好把兒子送去智障輔導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麼辦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這裡不是個工作嗎?”
“這是臨時僱員,大概下個月又得失業了。老實說,統一的‘自由’對我一點
意義都沒有。以前是沒有旅行的自由,現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沒有錢旅行,這樣的
自由有什麼用?西德我還從來沒去過——我另一個兒子是獸醫,他也失業,他去過
西德,又回來了”
“為什麼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搖搖頭:“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樣,西德是個人吃人的世界,每
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把別人踩在腳下,那是一個沒有感情、只講功利的社會我
們不願意去那裡。”
保利搖搖頭。
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
年二月,圍牆頹倒的半年前,什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
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計程車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髮出命令:“射!”
用槍射擊高定腳部計程車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射殺克利
斯計程車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對被告解釋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
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
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
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親說:“對,我滿意了。殺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審案期間,
許多東德人寫信給這個母親:“你就饒了那年輕計程車兵吧!他有小孩,還有前途,
死者也不能復生”克利斯的母親說:“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
來也會有小孩、有前途的,誰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親滿意了,不滿意的人卻很多。法官的判決,並沒有回答任何基本問
題: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嗎?法官援引當年納粹的審判,說是個人良知必
須超越國法軍令,可是,在戰後的審判中,也有法庭認為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問罪昨
天的標準。東德的守衛當年是在捍衛圍牆,“保國衛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國者。
誰都知道,狙擊到逃亡者計程車兵會受部隊長官表揚、會得獎金、假期、升遷機會
他所捍衛的國家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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