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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號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著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警察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著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討厭天下太平靜了，

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別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討

厭的”、“一板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麼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來到。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麵攤。老闆娘手腳利

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闆開始洗鍋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麵、

繼之喝酒，繼之划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闆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

我們在屋裡掙扎睡著，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於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腳。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麵攤老闆取得了協議。那個傍晚，麵攤沒有搭起來。

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佔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

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著死者照片的道場佈置起來了，搖著鈴的道士、唱著佛的和尚、吹著嗩吶的

中樂隊、打著大鼓的西樂隊、對著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僱

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到來。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討厭”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爾，警察因為

不堪其煩而來，總帶著譴責的眼光看著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

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只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

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

激炸著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掛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著不知怎麼告訴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

於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瞭：“頂樓空地由住

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

齊又清潔了，只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往後的日子裡，每個週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裡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迭還快。於是有一天，我也去買

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著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著路面，我領悟到，

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

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水壺裡攪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裡有一塊錢

1

雪天，莫斯科街頭。泥濘沾滿了長靴和裙襬。（聽說莫斯科河結凍了。）街角

有堆破爛衣服——不對，是個滿臉皺紋的女人縮蹲在那裡，懷裡摟著一團毛毯——

啊，毯子裡露出一張一兩歲小孩通紅的臉。

往大衣口袋裡掏錢；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輕作家，拉著我大步地走開。

“省省吧！”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