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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特務去的地方。時代固然變了，“總是感覺不舒服。”米勒皺著眉頭。

“我們聽說，”米勒太太說，“那些特務大多隱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邊

比較不容易被認出來。其實，認出來又怎麼樣？我們這些被欺騙、被迫害了四十年

的東德人，現在只顧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麼過，前頭的路怎麼走，實在沒

有精力去追究過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們隔壁那一對，”先生不同意地瞟著太大，“不吵得厲害？”

“那是由於失業，以前社會主義大鍋飯，男男女女都工作，現在不是男的失業

就是女的失業，要不然兩個都失業。每天窩在家裡，誰都看誰不順眼。我跟你說，

這時候呀，要離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問我究竟統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閃著明亮的眼睛，“當然是好。東德

已經壞到底、爛到底了，真是謝天謝地統一了。現在這一切的辛苦，我覺得都只是

過渡的、暫時的。只有一點我搞不懂”

她抬起臉望著丈夫，彷彿在徵求他的意見，“怎麼說呢？就是，不知怎麼的，

過去有勢力的人現在還是有勢力。說是改朝換代了嘛，怎麼從前黨部的頭頭什麼的，

現在搖身一變就成了什麼有限公司總經理您說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著。

我們在他擦得發亮的歐寶車前握手道別。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過去。卡斯納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頭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確實是棟好房子。兩層樓，佔著市中心樞紐的地位。牆壁經過粉刷，在灰

黯的街景中特別顯得漂亮。

“你大概覺得，”卡斯納用揶揄戲弄的眼光睨著我，“五十歲的米勒要失業了，

可憐死了！？”

我以靜默自衛。

“這房子，值好幾十萬，他可是小冷鎮的資產階級哪！我問你，這房子怎麼來

的？”

我們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納慢條斯理地點起一支菸，對著他家鄉的天

空長長噴出一口煙，看著煙迴旋繚繞。

“我從頭說給你聽。米勒工作的這個電腦廠，當然是國營的了，生產電腦。後

來，黨中央裡頭有人說，共產黨得為小老百姓多效勞，所以下了個新命令，這電腦

廠也得開始生產什麼螺絲起子之類的東西。電腦廠當然做不來，就偷偷向別人買成

品，拿買來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當年就專門負責這秘密採

買的任務。既然秘密嘛！當然賬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總而言之，”卡斯納彈掉一節菸灰，站了起來，“總而言之，他那棟價值連

城的房子，就是他長年收取回扣的收穫。懂了吧？”

我懂，咱們走吧，我說。

效率就是等待

蘇聯駐西德大使館的鐵門前，有一個小房間，那是簽證的地方。

和別的國家一樣，發給簽證的人和需要簽證的人隔著一扇玻璃窗；和別的國家

不一樣，蘇聯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鏡子——裡頭的官員可以清楚地看見你，你

卻看不見他，完全是“敵暗我明”的設定。

輪到我了。“藏鏡人”卻將我的證件粗魯地推出來，冷冷的聲音說：

“臺灣護照，不能辦觀光簽證。沒有外交關係。下一個！”

跟一個你看不見的人理論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張口結舌地試圖說服這有權威

的影子，影子卻把證件推得更遠。用德語我不會罵人，於是改用英語：

“你這個人真是蠻橫無理。電話上不跟我說明白，讓我訂了旅館、買了機票，

現在才說不行。你簡直可惡！”

影子靜默了一會，伸出手取回證件，竟然客氣地說：

“我會給莫斯科外交部電話，要等他們決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變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後，外交部來電，給

了臺灣人觀光簽證。

到了蘇聯，排山倒海而來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過它的折磨。

機場的各個門口，聳著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燈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