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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二十多位腦神經科權威，由左煥宗副院長為首，於十四日當天中午十二時為孝慈舉行會診。榮總派來協助的吳進安醫生都認為，這已是最強大的陣容，也是北京能夠動員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間，就聽到有人說，孝慈所受的診治和待遇，是國家領導人的高規格了。在醫院外好奇圍觀的民眾也知道，有一位從臺灣來的要員在接受治療，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說：“是蔣介石的一個孫子在醫院裡。”申德以及勁松、友菊對北京方面的協助和努力，都認為沒有話說，也非常感謝。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氣專程飛了二十五個小時從美國來到北京，只有一個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難的時候在他身旁，不管他聽不聽得到我的呼喚、曉不曉得我的焦慮，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孤獨地躺在北京的醫院裡。一想到先母在桂林醫院臨終前孤獨無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價，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開過。最初，還有外婆依靠，外婆過世後，兩個孤孤單單的雙胞胎，幾乎像棄嬰一樣，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闖蕩，雖貴為蔣家骨肉，卻無法在最需要的時刻，得到最起碼的關心或呵護；兩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難中成長，感情就格外濃郁。對於新竹那段艱苦歲月，孝慈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叄日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那段剝花生充　的日子》，以流暢的文筆做了平實動人的描述。我特將這篇散文，附在書後，作為了解孝慈心路歷程的一個註腳。

我的青少年時期成長環境，和絕大多數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從六歲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區中心，整條街上左鄰右舍是清一色做買賣的本省鄉親，只有我們一家外省人，閩南話是從小在與鄰居玩伴一道玩耍時自然學會的；另外，飲食習慣和臺灣孩子更沒有兩樣，一直到現在，我還會主動想去吃路邊攤的小吃，比方說米粉湯、滷肉飯、肉羹、肉圓、鱔魚麵、潤餅等等，這些都是自小就愛的“古早味”。我在許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當地習俗，這也是為什麼最初聽到什麼“地域觀念”而不解，且壓根底我就反對什麼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結”？

外婆在世時，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鄰居處得很好，儘管她連一句閩南話都不懂，國語也不會，只會說江西家鄉話，卻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劃腳來溝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鄰居們會用大碗公裝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雞什麼的，一碗一碗送給外婆品嚐，外婆則會做一些米酒釀、粉蒸肉、包子之類的外省菜餚回贈。外婆儘管語言不通，但從未因而造成什麼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會說閩南話，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時多學閩南話，甚至學客家話。

我們倆從小就是在這樣對省籍包容的正確觀念下成長的，這是為什麼孝慈和我從小對臺灣這片土地不僅沒有隔閡，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時我用閩南話和中學同學聊到那段日子時，覺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淚成史

孝慈從小比較內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話，瞭解身世之後，私下會有點自怨自艾，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內心的壓力卻使他對歸宗之路感到消極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說，若不夠努力，將來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樣，在新竹隱居一輩子，終生難見天日。但是，這股壓力，又成了我們抗拒現實的力道與奮發打　的支撐點。

孝慈在美國杜蘭大學念博士時，必須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機會打工賺錢，來貼補學費。他先後在餐廳先做帶位生（Bus　Boy），再做服務生（Waiter），也在倉庫佩著手槍擔任過夜間保安，大熱天還到工廠搬鋼條，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來的血將手套都染紅。孝慈就是經由如此近乎折磨的過程，才拿到法學博士學位。這些磨難，經國先生可曾知曉？經過這麼一段苦學歷程，回到臺灣，才有機會到東吳大學任教，總算努力沒有白費，稍有差堪告慰的成果。他拿到學校聘書那天，打電話告訴我，他有股衝動，好想立即去告訴父親

經國先生，他是靠實力找到了大學教職，好讓父親高興些。但是，每在此類時刻，我們就是見不到他，這種苦痛，不是天天能見到父親的人所能感受得到。可是，我們仍然裝得若無其事，還要繼續勇敢地去面對外界、面對家人、面對未來！

孝慈長期的積悶，讓他付出了可怕的代價　？一九九四年冬中風，未再甦醒，一九九六年初告終！

如果，“蔣章戀”是老天執導的一則愛情故事，在情節鋪陳中，章家自始即在弱勢的一邊、受害的一方。從母親死因不明，外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