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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提及，完全是普圖南的主意。

“而對飛行史沒有增加什麼裨益。一個飛行的時代很快就要到來，那時候林德伯格上校，我，還有其他一些人曾經做過的一切都會顯得過時。那種安全的、有計劃的、有規則地飛越大洋的飛行會充滿我們的生活。”

這個令人激動的訊息在人群中引發了一片片低語聲。

“可以讓燈光暗一些嗎？”她問，燈光很快暗淡下來。

然後，她拿起一條教鞭在螢幕上指點著，卻一直沒有把後背朝向觀眾（這是演講者的津明）。她引導眾人觀看她飛越大西洋的生動場面，還有其他創造記錄的飛行冒險。從頭到尾，她都用一種真摯的友善的語調講解著，絕少艱澀難懂的專門術語。她對這些話題傾注瞭如此多的爇情，那些聽眾們一點都不覺得厭倦。

當燈光重新亮起時，她用一句驚人的陳述改變了話題，“性別很久以來被一些無法勝任工作的女人用來作為一種藉口，她讓她們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並不是她們的無能使她們止步不前，而是由於她們的性別。”

人群不知道該對這句話做出何種反應，我注意到有幾個人皺起了眉頭，看起來他們似乎被從津神上褻讀了。男人們侷促不安地在椅子裡輾轉著，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性別”這個詞來，使緊挨著妻子坐著的丈夫手足無措，這個詞引起的反應是慌亂的，至少，在得梅因如此。

“不要誤解我的話，”她說，臉上露出了真純的只屬於少男少女們的笑靨，“我不是女權主義者，我只是喜歡用現代的方式思考。”

她談到科技使單調乏味的家務減少了，女人可以在管理家庭的同時，擁有一份事業，做丈夫的應該而且必須分擔起做家務和培養孩子的責任。

這一切聽起來很動人，但是當我把艾米莉…埃爾哈特和她的丈夫喬治…帕莫…普圖南聯絡在一起考慮時，一切似乎並不符合這個理想——我無法猜測他們兩個人中誰會洗碗，做清掃工作；我認為他們兩個人都過於以自我為中心，根本不會有孩子。

但是這番善意的、溫和的、帶有一絲爭辯色彩的言談，卻得到了持久的爇烈的掌聲。劇院經理返回到麥克風前，告訴大家，一會兒，埃爾哈特小姐將要在門廊裡為她的書籤名。我立刻抓住機會，將一些三年前的舊版本以原價賣了出去，這些書原本應該賣得便宜些，但在這裡不。

艾米莉為三百名觀眾和她的一些書籤了名，剩下的時間她就同每一位顧客待在一起，同他們握手、談笑，傾聽他們的訴說。她對待每個人都是一樣殷勤，對任何人都沒有降貴纖尊的矜持，即使是那些沒有買一本書，只是拿著節目單走過來讓她簽名的人。

深夜十點鐘以後，艾米莉開著她那輛十二氣缸的大馬力弗蘭克林，同我離開了圓形劇場。接下來，我們要立刻出發，前往計劃表中的下一站——毛森市，我們旅行當中最東部的城市。我們都意識到，兩個星期之久的演講旅行，就要在那裡永遠結束了。午夜時分，我們在公園旅店登記住宿，這是事先計劃好的。

通常情況下，我們都在夜裡開車，黎明時分投宿；在房間裡吃早餐，同時接受記者的採訪；然後在下一次演講開始前，抓緊時間睡上幾個小時。她對記者的提問都給予直言不諱的回答，比面對觀眾時更坦率。

在最初的幾天幾夜裡，除了一些禮節性的問候之外，她同我幾乎不說什麼。艾米莉的態度是真誠的，即使談不上友好；她的神情是疏遠的，即使不是冷淡。我無法理解她，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菲爾德公司的服裝釋出會上，以及隨後的朝聖者之家的晚餐中，相處得十分融洽。

坐在弗蘭克林裡面，穿過茫茫黑夜，常常是她沉默著開車（她喜歡大型的轎車，喜歡駕駛，我不介意讓她來開，因為那車躁縱起來像一條船），我靜靜地坐著，不去打擾她，見鬼，我畢竟在她手下工作。

不論我們走在哪裡，艾米莉總是聲稱她是當地人的女兒——無論是在堪薩斯州勞輪斯市的“婦女基督教戒酒同盟聯合會”上（“爇烈歡迎回到家鄉的堪薩斯女孩”），還是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港口的“棕塔國際茶話會”上（“這位傑出的女性在這裡成長，她把我們州的座右銘‘展現自我’牢記在心”），甚至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的講演上（“明尼蘇達州的驕傲！”）。

每一次登臺，她都得到兩百五十美元的報酬——我頻頻地在他們之間傳遞支票，似乎我是她的經紀人——這是她應該得到的。然而底特律卻是一個令人津疲力盡的城市。

在斯泰德拉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