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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椎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真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徽、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

餘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於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未簡。

先行錄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御”，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智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為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於其間故也。

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為當行，而在冉求則為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

夫當行而後言，非通於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於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謂通於道、深於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獲讀所為《從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跡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為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於後世，易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為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為古。

今之近體既以唐為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為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於今爛然，非時文之選歟？故棘闈三日之言，即為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於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說序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於曰：“二程深明《易》道， 吾不如。 ”勇撤皋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

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餘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於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為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

今春，餘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溪為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