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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1957年以後的錯誤是不照抄外國的模式,不跟著外國的指揮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錯誤的路上去了。這是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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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我的文章最後說到,毛主席臨終前不久,講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講話的時間是6月13日,不知怎麼,錯寫成4月30日,應該改正。前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志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證明毛主席到最後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為這本書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這段話,還得多說些話,所以沒有引用。
現在我在這文章中引了,也算實現喬木同志的一個囑咐。不過,這裡也沒有引用全。毛主席說,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說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根據這兩句話也許還不足以證明他這時候對“文化大革命”
已經失去信心了。實際上他下面還有幾句話。他說:“這兩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說臺灣還沒有收回)
都沒有做完。
這筆遺產將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盪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風“。
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個月,身體很壞,心情很傷感。自然規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慮這些問題。
第八點,稍微講一下60年代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中國和蘇聯當時存在的實際上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裡包括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對對方國際國內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蘇聯總想控制指揮中國的問題。當時我們管這叫老子黨的問題。他要做老子,用指揮棒來指揮別人,要別的國家服從於它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要把別國納入蘇聯全球戰略的軌道。彼此看法不一樣,這是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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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問題。但硬拉著別人跟它走,這是老子黨的做法。根據當時的情況,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是非常謹慎的。
1956年蘇共在20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的同志都很不滿意,毛主席仍然說對揭開斯大林這個蓋子這一點還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1957年赫魯曉夫把莫洛托夫這些人當作反黨集團打下去了,我們的一些老同志對此不滿。毛主席說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見得就好多少。許多同志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毛主席說再看一看,恐怕還是半修正主義。在這些問題上,毛主席是非常謹慎的。但在涉及到國家的獨立主權的問題上,毛主席決不讓步。
1958年蘇聯提出要搞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實際上是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接下來就會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國。對這個事情,毛主席堅決抵制,決不作絲毫讓步。後來在中國方面仍力求維護雙方間的國家關係時,毛主席還說過吵架不要緊,可以吵一千年這樣的話,意思是意識形態上儘管有分歧,吵架,但蘇聯只要不按父子黨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則來處理兩國關係,那還是可以維持正常關係的。
(不過現在看來,在意識形態上不吵最好)那時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蘇聯領導人爭的也主要是老子黨的問題。蘇聯方面不能公開主張老子黨,所以總是突出意識形態問題,以掩蓋其以老子黨自居的面目。在中國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的氣味加重,我以為陳伯達、康生是起了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1980年評論當時的事說,“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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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鄧小平文選(1975—1982)
》,278—279頁)。
當時蘇聯要社會主義各國在國內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會主義大家庭”
的名義在政治和經濟上控制別國,要別國完全服從它的外交戰略,甚至干預別國的領導班子的人選。東歐各國黨不能說沒有為本國人民做過好事,其所以喪失民心固然有許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人民認為這個黨使自己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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