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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才同意訂條約。毛主席說，如果你們同意訂條約，我就要周恩來同志到莫斯科來談。毛主席那時對這種情形非常生氣，他曾大發脾氣，說我到莫斯科來就幹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飯，一件是拉屎，一件是睡覺。這是外國人都知道的。我們現在從毛主席當時從莫斯科發回的電報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時，實際上是在那裡處理國內的事情，好多電報送到莫斯科去，他在處理。後來訂條約也還有麻煩。周總理去談訂約，蘇聯方面拿出一個條約稿子，基本上就是國民黨時代的條約。

周總理和毛主席商量以後，另提出一個方案作商談的基礎。

除了訂條約以外，給了３億美元的貸款。西方國家報紙說，這比不久以前給波蘭的貸款援助還要少些。這個數目到底是誰定出來的，我不清楚。但是，毛主席當時有一個電報給中央，說我們還是少借一點錢為好。從這次去莫斯科可以看出，毛主席心裡是非常不痛快的。

如果再聯絡前後許多事情來看，就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毛主席為什麼感到有壓力，這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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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

第四點，我在文章裡說到，毛主席對於過分集中，一切由國家計劃來安排的經濟體制，是一直不贊成，懷疑和反對的。也有同志問我，你這個說法有沒有根據呀？是不是因為現在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故意宣揚毛主席早就反對計劃經濟？確實過去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間還是用的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小平同志說：“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所謂別國的模式，當然就是蘇聯的模式）

，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了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

小平同志是這樣評論過去的。

但接著他又說，“我們還有其他錯誤，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

所以過去我們犯過兩方面的錯誤，一方面是搬用別國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別國模式。

不搬用別國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躍進”

來衝破計劃經濟，但他搞錯了，辦法不對，行不通。

譬如說，１９５８年搞過國家計劃的“兩本賬”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計劃，又變成省的第一本計劃，省裡還有第二本計劃。這種做法，在鼓吹“計劃就是法律”的蘇聯人看來完全是胡鬧。

“大躍進”確實也沒有成功。所以實際的經濟工作還是搬用別國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對計劃工作不滿意，對這樣搞法總是感到心情不舒暢，他引用李清照的詞，叫做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書裡還說到，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強調指出，“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後，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毛主席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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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計劃經濟確實不滿意，但是他沒有能找到一種正確的途徑，來改變這種蘇聯模式。

第五點，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說了中國由於獨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之後，又說，我們現在來討論這些曲折和錯誤是否不可避免，是毫無意義的，這句話說得不對。我的話原意是說，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這些曲折和錯誤而懊喪是無益的，但沒有表達好。研究過去為什麼犯錯誤的經驗，避免以後犯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然還是有意義的。所以這句話應該改一下。但是我接著又說，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後的路，這樣的假想也是毫無意義的。現在我仍以為，１９５７年以後不經過一點曲折，就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後的路，是不可能的。當然，曲折和錯誤的程度大小和時間長短，那是由各種因素決定，不能說是必然的。

第六點，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在１９５７年以後２０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錯誤，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說，民主革命時期遵義會議以前那些“左”的錯誤也是探索中的錯誤呢？王明的錯誤是不是也是一種探索呢？我覺得，３０年代王明的“左”傾錯誤，給我黨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訓；遵義會議以後，正確路線吸取了這些教訓。但是，王明路線的錯誤恰好是因為不探索而產生的，是根本不考慮中國的國情，照抄蘇聯的辦法，跟著蘇聯、共產國際跑。這個錯誤和１９５７年以後的錯誤性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