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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同上，８０３頁）。

可見他並不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普遍適用的經驗。

他所重視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鄧小平同志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鄧小平文選（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頁）如果中國革命不是走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國的權威判定的天經地義來進行，抗日戰爭就不可能持久進行，１９４９年的勝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１９４３年６月，共產國際解散。在它解散前的幾年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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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黨的干涉越來越少。

周恩來同志說：“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

（《周恩來選集》下卷，３１２頁）。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做法至少是有懷疑的。他們不大能理解農村游擊戰爭的意義，不大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們不大能理解在統一戰線中又鬥爭又團結的策略一樣。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不相信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徹底勝利，而且認為中國革命不宜取得徹底勝利，這和他們對世界形勢的估計錯誤有關，也與他們一貫地不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有關。毛澤東在指出對斯大林應作“三七開”的評價（“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時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

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毛澤東著作選讀》，７４１頁）。周恩來曾說，斯大林雖然有時對中國黨有不恰當的懷疑，但一經實踐證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鬥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周恩來選集》下卷，３０２頁）。這都是說，直到中國革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勝利時，斯大林還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很深的懷疑。這種懷疑顯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最具有理論創造能力的領導人毛澤東的身上。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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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說：“在斯大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２７頁）中國黨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頂住國外來的壓力，主要應該歸功於毛澤東。

鄧小平同志十分恰當地指出：“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鄧小平文選（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４頁）對這個功績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中國革命是經歷多次失敗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１９４９年的勝利的。所以鄧小平同志又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１９５６年，人民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面臨著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這以前，從１９５３年起，一方面進行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已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所採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這雖然是完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實行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政策的經驗，都有助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是採取蘇聯的經驗。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得到的一些經驗，顯然是不夠用的；而中國舊社會在這方面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經驗。

毛澤東在１９５６年４月所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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