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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居於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但由於不瞭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越到複雜的關鍵時刻，越是隻能瞎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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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及其官員對中國革命的瞎指揮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危害。這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比較有了獨立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創立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這時沒有能力抵抗從莫斯科來的指揮棒。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個官員的指揮下，幾個毫無經驗的年輕的留蘇學生（以王明即陳紹禹為首）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按照他們的師傅的旨意，在中國黨內推行一整套的左傾的路線。在軍事上他們也拋棄了毛澤東等同志領導創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而把紅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經驗的外國軍官。

結果是在１９２７年的慘敗後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奮鬥所創立起來的可觀的基礎（包括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工作）幾乎全部覆滅。

如果不是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義會議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左傾路線，更換了黨的領導，扭轉了局勢，那麼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顯然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局面。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問題的劃時代的標誌。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１９３８年中國革命又一次受到從共產國際來的擾亂。在共產國際領導機構中任要職的王明被派回國，他帶來了一套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拉向右轉的思想和措施。由於王明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臺，所以黨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這種錯誤傾向的影響。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證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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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和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這樣才能保持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如果放棄鬥爭，一味乞求團結，統一戰線必敗。王明企圖在中國黨內推行右傾路線雖然失敗了，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所執行的全套策略始終不能理解並表示懷疑。

由於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國相對而言的特殊性）

，中國革命必然出現許多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從來沒有的新奇的事情。最顯著的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到經濟上很落後的農村中發動農民組織革命武裝。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以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為依據，毛澤東得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新思想。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提出並堅持這樣的新觀點、新思想的。一般地說，提出新觀點、新思想總是要衝破一些舊的傳統觀念，所以要有理論勇氣。而我們這裡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教條化，以至成為束縛人們的頭腦，限制人們的實踐的框框的人，就是當時舉世公認為對解釋馬克思主義最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敢於並能夠衝破這種束縛是很難做到的。

由此可見，為什麼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是把毛澤東在４０年代初發起的整風運動看成是可疑的異端。

雖然毛澤東在整風中說的只是中國黨內的問題，並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風運動中主要受到批評的是王明這個蘇聯和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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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寵兒的人；第二，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馬列書本，依據俄國經驗的現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就要以城市為中心，解決中國問題似乎也只要並只能依照這個公式。而毛澤東的整風實際上就是向這種公式挑戰，否認這種公式。

毛澤東在１９４１年的５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說明整風運動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獻。這篇報告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言必稱希臘”的人，說他們“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７９頁）。這裡所說的“希臘”

，實際上恐怕就是指的蘇聯。固然在這篇報告中還高度評價了斯大林主持編撰的《聯共（布）

黨史》，這種評價是否過當是可以考慮的，但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