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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蘇聯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揮棒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決定不但要準備遇到從北方來的侵略勢力，而且要準備在世界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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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就中國國內來說，要轉變向來普遍存在的對蘇聯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

毛澤東一生曾遇到許多艱難複雜的局勢，要求他作出正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長遠歷史影響的、足以表現出他用遠大的眼光解決最難解決的問題的才能的偉大決策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許還有人懷疑這個決策是否完全正確和必要，但是經過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１年從東歐到蘇聯的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低估３０年前毛澤東在中蘇關係問題上作出的決策。

如果那時不作出這樣的決策，如果中國在那時走上上述兩條路的第二條路，以至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那麼後來的結果會是怎樣？對這樣的問題要是進行討論，大概很多人會作出同樣的答覆。

至於在蘇聯解體前不久，由於各種情況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國和前蘇聯的關係正常化當然是必要的，這為今日中國和原屬蘇聯的各國保持正常友好關係打下了基礎。

的確，中國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條路之後，由於獨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黨和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臨著危亡的局勢。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這些曲折和錯誤而懊喪，是無益的。如果說，這兩條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後的路，這樣的假想也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我們已經經歷了許多曲折和錯誤。

我們正是從總結這些曲折和錯誤，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適合中國情況的正確的道路。其所以能這樣做，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具有從自己的錯誤經驗中學習的傳統。這種可貴的傳統的形成，是和毛澤東分不開的。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以黨所反覆犯過的多次錯誤為借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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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和政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曾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缺點，試圖加以糾正。

但因為對錯誤的認識還不透徹，因而未能有效地糾正。

在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雖然他已開始感到，這場所謂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設想的那麼完滿，但是他已來不及進行總結，只能把這個任務遺交給後人。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繼承了毛澤東的正確的基本思想。

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以後，立刻就出現了這樣一代新的領導人呢？

這一代其實就是毛澤東自己所培育出來的。

他們是在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並且是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們中的傑出代表人鄧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團中的一員。

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從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幾年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當年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為現實。

他的想望就是中國能夠避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而以符合中國情況的方式把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得更快更好些。他還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不應該像蘇聯那樣只有國家的一個積極性，而應該把全社會的一切積極力量動員起來。在國際上，也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

８０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發現：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唯一正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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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談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展。據說那年６月１３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後事。

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甚少。

只有幾個人在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