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2/4 頁)

逃亡國外的康有為、梁啟超一派人合作，但沒有成功。

這兩派終於徹底決裂了。

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逐漸取代改良派思想，而成為先進知識界中的主導思想，是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改良派和革命派之所以分裂，當然是因為前者反對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們之所以反對革命，根本上是因為害怕革命把下層社會的力量引發起來。改良派在戊戌維新時期已明確表明，他們是反對農民革命的。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特別引起他們的反感。梁啟超說：“若行彼所謂民生主義，吾知其議會議員，必皆為家無擔石，目不識丁者而已”。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蔓，而復從而煽之”

（《開明專制論》）。改良派在國內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和封建地主階級有密切聯絡的上層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梁啟超對民生主義的攻擊代表了這部分人的心聲。

在１９１１年的武昌起義後，各省改良派即立憲派的頭面人

301

胡繩文集１８２

物都迅速改變了態度，參加革命。他們參加革命並不真是因為贊成革命，而倒是因為害怕革命。他們看到清朝在革命衝擊下崩潰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為了儘快地結束革命，防止革命由於下層群眾的起來而燒成真正的烈焰，所以才參加革命的。

但是，同表示贊成革命的改良派和各種舊勢力合作，卻不能說是革命派的錯誤。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能真正發動廣大群眾，因而處於軟弱的地位；他們也就不可能在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合作中堅持自己的革命立場，並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

這種弱點終於使得革命不能不以向代表一切舊勢力，又有帝國主義作後盾的袁世凱妥協來結束。

從以上所說這些，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第一，歷來有許多西方的“中國學”者以為，辛亥革命並不反映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於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把和中國社會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強加於中國。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於中國人民群眾中的，它和農民的革命運動有一定的聯絡，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立即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這些都足以駁斥這種說法。按照這種說法，改良派的君主立憲論好像更適合於中國。但是改良派的失敗，改良派的先導地位不能不讓位於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後日益在政治上墮落，這些都足以證明推崇改良派而貶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腳的。

第二，近年來學術界又有一種看法，認為在五四運動前，中國近代歷史的進步潮流是從“洋務運動”

（指封建官僚辦工業）到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這種看法抹煞了農民革命在近

302

２８２胡繩文集

代中國歷史中的作用。但事實表明，資產階級革命派既是從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展過來的，又和改良派不同，接受了農民革命的傳統。封建官僚的洋務派，撇開他們在政治上的反動不論，專就經濟上說，也是對民族資本的發展起阻礙作用的。

對於有歷史進步作用的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辦洋務的封建官僚並不是先驅者。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艱難中繼續鬥爭，尋找出路。他終於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中找到中國革命新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爭取獨立、民主和進步而進行的革命鬥爭，總的說來，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第二個階段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第三個階段是在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史不能隔斷了來看。農民在沒有先進的階級領導時所進行的反封建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自發的、低階的，甚至是表現為落後形式的。

只看這一個階段，就會以為這種鬥爭只是無目的的、無效果的破壞。但是，沒有這一階段的革命，不會發展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推倒了皇帝，但是並沒有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沒有達到建立獨立自由的中國，使中國工業化的目的。只看這一階段的革命，又會覺得資產階級革命仍然是不結果實的花。

但是，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的革命，也不會發展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