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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說：“廣大知識分子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整知識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廣大知識分子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這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廣大知識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聯絡的人，思想理論上有某些模糊認識的人，正在認真地思考問題。有些人並不瞭解自己的某些錯誤思想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聯絡，當他了解了這一點，就會起來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鬥爭。

檔案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原則上是這樣，但實際執行起來會遇到許多問題。

檔案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話：“貫徹‘雙百’方針要十分注意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區分學術行為和政治行為，把握好政策界限。”

區分學術行為和政治行為，這是個新提法。我們過去常常一講貫徹“雙百”方針就想要把學術和政治完全分開，但常常又分不大開。當然有些學術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開的，但有些學術問題牽連到政治，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一些意識形態問題，很難說和政治無關。既然和政治有關，是不是都可以上綱上線說成是政治問題呢？現在提出區分學術行為和政治行為，這就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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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說，一個人在學生中煽動鬧事，儘管講的好像是一篇學術道理，但當然是一種政治行為，就要按政治行為來處理。如果是學術行為，那麼即使涉及政治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把它作為政治行為，而要當作學術行為來對待。這就是要經過討論，辯論，開展學術、藝術批評。這種批評應當是充分說理的和富有建設性的，應當有利於增進不同學術、藝術觀點的相互瞭解，相互借鑑，有利於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簡單和粗暴的做法。這個原則，我想大家都會贊成，但是做起來的確不容易，還會發生很多問題。現在政策既然明確了，問題就在我們學術界怎樣努力做到。應當看到，在我們學術界中，“文革”

大批判的遺毒還是有的。

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是簡單宣佈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們大家的切實努力。

我認為，學術討論應該真正是一種相互切磋、探討、借鑑式的討論。我過去有個經驗。大約在三十多年前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在一次學術界的座談會上，我對某位同志批評胡適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說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大家覺得好像不大協調；雖然我並沒有因此遇到麻煩，沒有說我就是“包庇胡適”

，但是這樣的不同意見的討論，在當時的空氣下畢竟沒有能推行。過去我們有一種錯誤的說法，就是隻要“大方向一致”

，怎麼說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適，怎麼說都行，誰也不敢提不同意見。在這方面，魯迅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１９３２年左聯辦的一個文藝雜誌上發表了一首長詩，是針對胡秋原的。胡秋原先生現在臺灣，當時他標榜自己是第三種人，所以左聯的雜誌就用詩來狠狠地攻擊他。魯迅對這種做法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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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寫了一封信給這個雜誌的編者周揚，周揚把它發表在雜誌上。這篇文章的題目叫《恐嚇與辱罵不是戰鬥》。當時是把“第三種人”看成敵人的，這個看法是否恰當，還可以研究。我這裡要說的是，魯迅提出對敵鬥爭也不能靠恐嚇和辱罵，認為這樣做不對。這種精神我們現在都不大有了，搞成只要“大方向一致”

，隨便怎麼說，怎樣上綱上線都行，別人都不能提不同意見。這不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深入批評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聯絡的各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如資產階級腐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這就涉及到經濟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各方面的問題。到底某種思想觀點是否同資產階級有聯絡，有怎樣的聯絡，應該認真研究，可以有不同意見的討論。對於被認為錯誤的東西的批評，要進行分析，要講得有道理，有分寸。也可能有的人說得不適當，有的人說理不夠，那麼大家可以來討論。雖然你在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你的批評不大完善，怎樣說才恰如其分，這是可以商量和討論的。不能說我是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誰對我說三道四，誰就是反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的學術就不能進步，就不能發展。

我提出上述意見，我以為是有利於深入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