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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憲派看來，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遲遲超過政體的範圍。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上說：“吾人之目的，將以改造現政府而不欲動搖國家之根本。革命黨則因現政府之腐敗，並欲變更國家之根本組織。”這裡所說的“國家之根本組織”

，也就是國體的意思。

梁啟超表示，他是積極主張“政治革命”的，不過“政治革命”的目的應該只是君主立憲，而這是可以由人民向現政府提出要求來實現的。

他說：“要求必能達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萬不能達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實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啟超的所謂“政治革命”

，其實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說，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對的，但這並不是因為他有愛於滿洲人，而是因為據他看來，實行“政治革命”並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於君主是滿洲人還是漢人，也不是重要問題，為了避免紛擾，不如由現在的皇帝繼續當下去為好。由此可見，梁啟超等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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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胡繩文集

對“民族革命”

，其實質還是在於反對推翻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政治。他們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國家的“根本組織”

，當然不需要而且憎惡革命。

革命派在反駁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的這些主張時，雖然有人強調，現政府是滿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實行君主立憲也應反對。但更多的人則認為，革命是要結束兩千年來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應當滿足於君主立憲。

資產階級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數人）既然主張把地主階級專政的國體改變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他們就不能不主張實行真正的革命。

他們採取這樣的立場，就表現得生氣勃勃，遠比資產階級立憲派站在更先進的地位。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實現民主革命，要求發動下層人民群眾的力量。孫中山說：“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產階級立憲派所最反對的。

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不能作科學的階級分析，但是他們朦朧地接觸到了革命中的階級力量的問題。他們常常用“中等社會”和“下等社會”這樣的概念來說明這個問題。

１９０２年主張革命的楊篤生寫了本《新湖南》小冊子，他宣告他的書是寫給湖南的“中等社會”的。書中說：“諸君在於湖南之位置，實下等社會之所託命而上等社會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者，惟諸君之責，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者，亦為諸君之責。”

１９０３年留日學生出的《遊學譯編》雜誌上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都是“雲興鼎沸，糜爛生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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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

，其原因在於“無善言革命之教育”。

這個作者認為，只有“中等社會”能夠教育下等社會，進行“有意識之破壞”

，“有價值之破壞”。因此他說：“下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前列也”。１９０５年，陳天華在《民報》上寫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於中等社會主持其事”

，這是說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

，這是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

陳天華不久後自殺，他留下的遺書中說：“今日唯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

這些言論都表明，當時的革命派明確地認定，革命必須由“中等社會”來主持、領導，又必須發動“下等社會”的力量。

“中等社會”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楊篤生的解釋，它包括“商”與“士”在內。

“商”可以說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士”

是指在封建社會制度經受大動搖、大震盪的時候紛紛尋求出路的知識分子。對“下等社會”這概念，上引《遊學譯編》中的解釋，包括“秘密社會”

、“勞動社會”和“軍人社會”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別著重於“秘密社會”

（即江湖上的會黨組織）。這種解釋是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會引發出“下等社會”的力量，這是資產階級立憲派之所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