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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繼續前政府與外國訂立的一切條約，保護外國在中國的各種既得權益。

他們似乎並不感覺到這樣的預約同爭取中國的獨立之間有矛盾。總之，他們以為，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把清朝政府當做統治中國的傀儡，那麼推翻這個傀儡政府，中國的獨立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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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解決了。

對於帝國主義列強可能武裝干涉中國的問題，革命派中有些人說，如果發生這種武裝干涉，中國將依靠人多地廣進行堅決的抵抗，但是他們畢竟把希望主要擺在列強不來干涉上。至於帝國主義列強還可能透過武裝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來破壞中國革命，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預見到的了。

我們不能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些弱點，便否認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迅速處於崩潰的危機中。

這時，儘管革命派表示並無“排外”

的意思，但是帝國主義列強立刻敏感到，打在它們的走狗頭上的革命大棒將有可能直接落到它們的頭上。例如俄國駐北京公使在武昌起義八天後，向自己的政府報告說：“主要的危險在於叛亂可能延長，或具有敵視外國人的性質”

，他甚至認為，清朝政府由於無法平定叛亂，“可能試圖把反清朝的運動轉成反外國人的運動，正如１９００年它所做的一樣”。

稍晚一點，日本駐華盛頓的外交代表向美國政府表示：“如任此種情形（指中國國內的革命——引者）繼續發展，不僅影響商務，恐將爆發類似拳亂之排外運動”。——他們的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

帝國主義列強之所以鼓勵參加辛亥革命的“溫和”

勢力，並且支援袁世凱取代清朝政府，篡奪革命果實，正是因為辛亥革命在本質上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二

建立民主國家，這是同盟會明確提出來的綱領，也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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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時期革命派中絕大多數人的共同主張。

孫中山在１９０６年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時進行。

“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報〉創刊週年慶祝紀念大會的演說》）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國家，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為榜樣的。當時世界上也只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可以做榜樣。

孫中山１９０４年流亡在美國時發表文章說，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

，“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

“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大體分為主張君主立憲和主張民主共和兩個派別。君主立憲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階級聯絡較多的上層資產階級，他們曾是戊戌維新運動的主力。戊戌維新運動已經提出過“民權”的口號，但並不從根本上反對君權。所謂君權，其實就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權力的集中表現。維新志士們主張調和君權與民權，實行所謂“君民共主”。

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資產階級立憲派以自己的主張反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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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革命派，引起了廣泛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是梁啟超。這場論戰表明，在民主問題上，兩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兩點上。

第一，要不要透過革命改變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

這就涉及所謂國體和政體的問題。立憲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說成是國體問題。他們明確表示，他們所要改革的不是國體，而只是政體；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憲。

這實際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國體，而只要求它在統治方法上對資產階級有所讓步。固然如上所引孫中山的話，革命派說的是改變“政體”。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