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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在經濟工作上（也影響國家其他工作）的不適當的過分的中央集權，而這又是由於用國家的力量集中資金曾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如此等等。

所有這些，雖然都可以從中國經濟文化落後中找到根源，但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封建主義的影響（例如，不能把過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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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集權看成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沿襲）。

因為經濟文化落後，所以雖然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還只是處於它的初級階段，對這點那時是不瞭解的，甚至有過那樣的想法，似乎因為落後，社會主義反而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

“文化大革命”能“左”傾的錯誤發展到頂點，也充分暴露了“左”傾錯誤的惡果。社會主義走向反面。好像是為了達到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最“純潔”的狀況，實際上造成了大混亂。個人崇拜、個人神化（這是長期的封建社會歷史遺留下來的現象）達到登峰造極，甚至表現為宗教的形式。以為由“天下大亂”

（也就是破字當頭）可以達到“天下大治”

，實際上是大亂不已，去大治越來越遠。

“文革”前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新經濟、新政治固然還不完善，還須改進，但是用“大民主”

的風暴來衝擊，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遭到嚴重破壞，結果反而使封建主義的習慣勢力大氾濫，使林彪、“四人幫”獲得肆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機會。

這２０年的錯誤既然不能使中國從經濟文化的落後中擺脫出來，封建主義殘餘也就不是減弱，反而增強。這是事實。

為了克服“左”傾錯誤，避免重犯，必須認真分析錯誤產生的原因。如果把一切歸結為封建主義殘餘作祟，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只要反對封建主義，就能避免錯誤，使中國社會走向進步，這不但過於簡單，而且實際上會導致重犯破字當頭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訓之一恰恰是，在應該主要是從事建設任務的時候，卻以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會有一切，其實是造成喪失一切的危險。

把被認為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切都掃蕩乾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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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屬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一切東西，用破字當頭來對待也是錯誤的。這是另一問題，這裡只能附帶提一下。

“文化大革命”以後，人們痛定思痛，感到封建的遺毒仍然如此嚴重，不可小覷，它甚至侵入黨的肌體，敗壞黨的面貌。因此有人甚至以為，封建主義不是歷史的遺毒，而仍是現實的統治勢力，必須重新開始反封建的鬥爭。但這種看法不是對於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而得出的正確判斷。

應該如實地把封建主義看成歷史留下的遺毒。

這樣看，並不是看低了封建主義的危害性，而是說明在什麼具體條件下用什麼方法來克服它。

“文化大革命”

中的封建法西斯一時猖狂，是利用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犯的錯誤。這種錯誤和長期歷史遺留的影響有關，和經濟文化落後有關，又有複雜的主觀原因。由於犯錯誤，社會主義建設進展得很慢，沒有能用社會化大生產來代替廣泛存在著的落後的小生產；沒有充分地健全地發揚民主，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小生產習慣勢力、官僚主義習慣勢力、人治主義、等級制度的落後觀念等等仍然糾纏著我們。林彪、“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可以一舉而粉碎，因為它沒有社會基礎。但是，滲透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性的習慣勢力，不可能用一個運動，在一個早晨掃除掉。當然也不能靠反封建來保證我們不再犯錯誤。

因此，只有充分地接受過去的犯錯誤的教訓，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上正途，在各方面健康地向前發展，至少不再犯大錯誤，這才能使舊時代壞傳統的影響以及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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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牴觸的習慣勢力逐步削弱，以至消除。——這就是以立為主，立中有破。

從１９７８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黨就是這樣做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堅定不移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如實地承認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逐步實現現代化。這是十一屆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