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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近代史上有許多知名愛國人士，在國外看到殖民地的狀況時觸目驚心，不能不對中國的現狀和前途憂心忡忡。

梁啟超在１９００年曾遊歷夏威夷群島。

他說，１７８８年英國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餘年，白種勢力逐漸擴張，近三十年來，法權、教權、財權盡歸於美國之手，握其國之實權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時，當地土民有二十餘萬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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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９０年成了３４３６人，到梁啟超去的前幾年１８９６年成了３１０１９人。他從統計表中看到，大約每六年就減去十分之一，因此驚歎道“依此比例，則百年以後，全島中將無復一土人矣”。梁啟超感慨地說，“自古之亡國，只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鑑不遠，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驕子。我東方國民豈不儆俱耶。”他也說道，這個島上近幾年來商務日盛，謀生容易，當地人自以為得意，但豈不知絕種的危險即在眼前。梁啟超並不是主張革命的人，但他在當時絕不是個守舊派。他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但他不能不為中國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而大聲疾呼。

到１９３４年，又有一個愛國者鄒韜奮也經過夏威夷。

他說，當地現在共有人口３８萬餘人，但“這群島原來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卻佔極少數，只有２２３０人，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

從１８９６年的３１００餘人，又減到２萬餘人。

韜奮根據兩個美國人的著作說，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於花柳病的流行，而這種病是宣揚“文明”的西方人帶去的。韜奮說“土人不勝梅毒和殘酷榨取的蹂躪”

，所以在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間幾近於滅絕。這不能不使他無限感慨。

這些愛國的先驅者為中國的命運而發出的警告，難道是多餘的嗎？也許有人說，把幾萬萬中國人“滅種”

，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大可能。但帝國主義像日本侵略時那樣統治中國，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成為從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隸，哪裡還談得到什麼文明和進步！

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統一的大國，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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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傳統，不斷地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所以中國才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

在１９世紀末年，帝國主義列強曾打算“瓜分”中國，但沒有能實現。近代中國沒有能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國被瓜分為一塊塊由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鬥爭會比我們實際上所經歷的要艱難百倍，這是顯而易見的。

帝國主義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覺地充當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為它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它使許多落後民族在瀕於滅亡的恐懼之下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在這些民族和國家造成了少數人的天堂和多數人的地獄的強烈對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產生各種形式的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並且產生反抗帝國主義的新的社會力量。

當然，能不能有效地進行反抗鬥爭，並且達到勝利，還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奮鬥。

有些實際上是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西方學者，竭力申述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起了“進步”

的作用。

但他們無法否認，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是源於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也無法證明，中國不需要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爭得獨立自由，才能有進步與發展。在經歷過舊社會的人看來，中國不能不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這是不言自明的事。這的確是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問題。現在看來，還必須用大量的材料來說明，才能幫助許多不瞭解舊中國情況的年輕人認識清楚。

黨的歷史的發展是與一定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聯絡的。不能孤立地講黨史，必須與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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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起來講。為什麼要革命的問題，本身就是社會經濟、政治問題。至於怎樣進行革命，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來領導，是主要靠武裝鬥爭還是靠合法鬥爭形式，是先從農村還是先從城市開始，這也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決定的。

黨史如果脫離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就沒有基礎，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