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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會議。當時，在一起開會的還有聶榮臻、惲代英、陸定一、黃■等同志。

聶榮臻多次回憶在香港期間與葉劍英一起繼續進行革命活動的經歷，他說：“廣州起義失敗後不久，一次我和惲代英同志、葉劍英同志碰頭，談完話後，我們分頭回各自的住處。

在香港我和葉劍英等同志多次討論過，廣州起義究竟應不應該搞？我們一致認為，當時教導團暴露，張發奎正調兵遣將，準備對教導團下毒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所作為，坐以待斃，也是不對的。因此，如果在廣州我們搞一個兵變，發動了突然襲擊之後，迅速地把起義部隊從城市拉出來，轉移到農村去發展游擊戰爭，這樣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確的。

葉劍英同志和我曾建議，鑑於教導團經過基層軍官訓練，軍政素質都比較好，應該設法讓他們經贛南逐漸向朱、毛靠攏，一路上可以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力量，到井岡山會合後，又可以作為幹部使用，讓他們去訓練部隊帶兵打仗，那作用就會大得多。即使讓他們留在當地，也不再去硬打硬拚，而應該讓他們去發動與組織農民，開展游擊戰爭，以儲存和發展力量，等待有利時機。但省委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在香港，劍英買了一部太平天國的野史，推薦給我看。我們一邊議論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慘痛歷史，一邊總結廣州起義成敗的經驗教訓，越談越投機，有時竟廢寢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劍英精明強幹，才華出眾，分析問題精闢，對同志熱情誠懇。從此，彼此視為莫逆之交。”

這兩位年輕的革命家，當時深感廣州起義後起義軍沒有和農軍聯合起來建立根據地，是個大失誤。他們曾向省委提了這方面的意見，可惜未被採納。

葉劍英在香港“隱居”期間，堅持讀書，秘密訪友，儘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於黨的工作。

當時，一個叫陸久之的人，透過迂迴曲折的關係找到大埔葉劍英的住處，請求幫助。

陸久之原是上海總工會秘書處工作人員，曾在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汪壽華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陸暫避香港。葉劍英十分同情並支援他，讓他寄宿在自己的住處。後來，葉劍英透過關係介紹陸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陸曾組織輪船招商局海員工會，醞釀發動罷工，未有成功。抗戰勝利以後，陸久之同蔣瑤光（蔣介石與陳潔如所領養的女兒）結合，成為蔣介石的女婿。

共產黨員秦元邦是葉劍英的同鄉，梅縣東山中學的學友，他參加南昌起義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失敗後隻身到達香港，貧病交加，生活無著。一天，葉劍英在九龍碼頭上與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龍大埔墟家中暫住。此時，秦元邦正周身生瘡。葉劍英儘管住不寬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場所露面，還是想方設法為他求醫治病。二十多天以後，秦元邦身上的瘡被治好了。葉劍英又派人秘密將他送回廣東梅縣老家，使他繼續參加革命鬥爭。解放後，秦元邦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他感激地說：“當年如果沒有劍英同志的幫助，我可能再次被捕，早就沒有今天了。”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2）

在香港期間，葉劍英還與中共香港九龍區委負責人梁廣以及地下黨員柯麟等同志取得聯絡，進行秘密活動。接待和保護一些進步同學和戰友。

1928年秋，黨組織決定派葉劍英去蘇聯學習。葉劍英為實現這個多年的夙願異常高興。他戀戀不捨地告別了母親和家人。到了上海，周恩來、惲代英等同志安排葉劍英帶領七人小組於12月20日從上海出發，經哈爾濱、滿洲里，到達莫斯科，進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從上海到中央蘇區，參與指揮　反“圍剿”戰爭

1930年，葉劍英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受到中央軍委常委周恩來接待並安排他與留學蘇聯歸來的劉伯承、傅鍾、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譯蘇軍條令條例。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9人組成蘇區中央局，並組成了25人的蘇區軍委，葉劍英與彭德懷、賀龍、黃公略、鄧小平、劉伯承、鄧中夏、惲代英、李富春等為軍委委員。

1931年1月7日，葉劍英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援下，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會議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