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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分庭抗禮，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正因如此，在它們之間，除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一面。從一定意義上說，林彪發動的未遂反革命政變，也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的殊死鬥爭進入白熱化的一種表現。林彪一夥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的威脅，藉機加強自己的實力。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情況是，江青一夥無法區別它與林彪一夥“何其相似”的極“左”面目和反動本質，這使得他們都必然將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黨和人民對於林彪一夥的批判，必然造成對江青集團的新的威脅。這種揭發批判越深入，江青一夥的反動面目也就隨之暴露得越清楚，他們也必然耍兩面手法掩蓋自己的罪責，挑起新的事端，轉移鬥爭大方向。因此，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與“四人幫”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艱難。這場鬥爭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江青一夥搖身一變，成為“反林英雄”。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澤東的指示為己用，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封鎖和控制了毛澤東。第二，“四人幫”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形而上學猖獗”，搞亂了群眾的思想，而許多人受他們的欺騙和利用而不自覺。第三，“四人幫”壟斷了黨內資訊，控制了輿論工具，要公開揭露他們的身世和罪行相當困難。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竊取的特殊地位，給這場鬥爭帶來了特殊困難。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擺出“女皇”的架勢，飛揚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澤東“點名”的接班人、上海灘的“幫頭”、“花花太歲”；張春橋、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澤東的賞識，成為當代“文霸”、“學閥”和“理論家”，不可一世。這四個人結成“黑幫”，互相利用，互相依賴，互相吹捧，欺騙了相當一部分人跟著跑。他們出席中央會議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橫起鬨，爭取同情，製造壓力，迫使眾人就範。對於這種狀況，葉劍英作過精闢的分析：“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個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裡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自從毛主席病重以後，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由他上傳，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達。這種狀況，使鬥爭更加艱鉅複雜起來。當時，政治局的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採取了剋制的態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與“四人幫”鬥爭採取了曲折迂迴的方式，講究策略，注意方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十年浩劫（26）

10月20日，毛澤東讓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再次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毛澤東還要王、唐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並明確建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但是，江青一夥根本聽不進，繼續耍兩面派，搗亂破壞。

這時，周恩來在病中同葉劍英商量，他要去長沙面見毛澤東主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便中潛血，需要立即檢查治療，請示葉劍英是否同意周總理去長沙。葉劍英考慮，當時正值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如果總理能夠親自出馬向毛澤東建議，對擊敗“四人幫”組閣的陰謀將十分有利。他當即與醫療專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個保護治療方案，堅持總理依期南行。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抵長沙，準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各項工作籌備情況，王洪文另機前往。行前，周恩來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同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這是政治任務。周恩來冒著嚴冬的風雪，以重病之軀遠行千里，到達長沙，略事休息，即與王洪文一起前往中共湖南省委賓館見毛澤東，詢問毛澤東的健康情況，並轉達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對主席的問候。他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說到葉劍英任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毛澤東立即表示同意。從12月23日—27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彙報過程中，同周恩來、王洪文多次談話，批評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