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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幹得完美無缺，而且幾乎沒付出任何代價。水門事件被揭露時，齊格勒每天都接到新的指令，讓他發表不真實的宣告。據我觀察，齊格勒本人對此並不完全知曉，直到有一天有人揭開謎底，但對他來說為時已晚。他對此深表懷疑，但與其他工作人員一樣，要深入瞭解事實真相困難重重。尼克松和霍爾德曼不停地利用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７日，也就是約翰·迪安辭職幾天後，是新聞史上最低潮的一天。隨著形勢日益明朗，尼克松讀到了一篇宣告：允許所有政府職員同檢舉人談話，並對此承擔責任。齊格勒受命去宣佈尼克松的宣告是“有效宣告”，在《時代週刊》的Ｒ·Ｗ·愛坡的督促下，齊格勒後來被迫承認他所有先前的關於水門事件的宣告都是“無效的”。意思是：從一開始起我就一直在撒謊。從那以後齊格勒的簡報便被打入了地獄。

除記者室的講臺之外，尼克松還有兩條控制新聞報道的策略，一是切斷資訊流動——洩密。記者們像對付約翰遜一樣把他逼得瘋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約翰遜一樣認為要進行電話竊聽。１９６９年５月，在他就職典禮不到４個月，威廉·比徹在《紐約時報》上報道了美國正在秘密轟炸柬埔寨，說這篇報道實際上基於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國記者的現場報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來好像來自政府內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馬上行動，他們一起發出命令，讓聯邦調查局進行多達１７次的竊聽。４次竊聽針對記者，大多數竊聽針對政府官員，（包括安冬尼·萊克，後來成為克林頓首任國家安全顧問。）有一次竊聽是針對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認為根據１９６８年犯罪控制法案，這些竊聽是合法的。１９７２年最高法院裁定它們非法。史蒂芬·安布羅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後來下令對專欄記者約瑟夫·克拉夫特進行的竊聽是違法的，聯邦調查局拒絕執行這一命令，最後霍爾德曼讓一位退休的紐約市警官安裝了竊聽器。電話竊聽根本未找到洩密者，它卻使當時的政府走上一條通往更大丑聞的道路。

白宮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壓手段來對付新聞界。１９７０年夏天，傑布·斯圖亞特·馬格路德寫了一份備忘錄給霍爾德曼，並抄送給了聯絡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該備忘錄中有用心險惡的建議。其他反對新聞界的策略還有，馬格路德建議白宮安排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抨擊媒體報道的客觀性，並慫恿一名參議員或國會議員給聯邦通訊委員會寫信建議由聯邦通訊委員會給單幹的記者頒發許可證。

雖然司法部官員們總是聲稱自己獨立於白宮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１９７２年４月，三大新聞網，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訴訟。哥倫比亞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規定來禁止、嚇阻和約束對總統及其任命人的批評。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的談活錄音表明，尼克松告訴約翰·迪安和霍爾德曼，如果《華盛頓郵報》所屬的一家電視臺來聯邦通訊委員會辦許可證，就“讓他們見鬼去吧！”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認他們受到白宮的慫恿，在佛羅里達州的《華盛頓郵報》所屬的兩家電視臺申請許可證時進行了刁難。司法部否認因為受到白宮的壓力，在１９７３年要求聯邦通訊委員拒絕給四家地方報紙所屬的電視臺和電臺頒發許可證，這四家地方報紙中的三家經常攻擊尼克松。政府機構突然採取行動，反對新聞機構，這發出了一個明顯又令人不寒而慄的訊號。

幸運的是，這種挑戰法律的行為從未走得很遠，電話竊聽和其他濫用職權行為也未走得很遠。我們這些白宮工作人員中的大多數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事兒的存在。儘管它們顯然與前面所敘述的我們的行為相關聯，卻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一場尼克松對新聞界所發動的個人戰爭，他覺得新聞界也在同他鬥，最終爆發成公開的爭鬥，這不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後多年中也有損於總統這一職位。至於比爾·薩菲爾事件，並不是尼克松垮臺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有損於總統這一職位。由於人們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戰爭問題和水門事件，政府的信譽受到嚴重損害。這兩個影響巨大的事件代表了２０世紀新聞界和政府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尼克松卻喜歡這樣說：“要把它完全搞清楚，”要把總統憑公開和直率的名聲來公正地領導他人的能力搞清楚。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7）

人人自危的內部統治

剛才描述的大多數內容，我都沒有親眼見到，我的職位太低了，很多決定都是由高層人物在大門緊閉的房間內做出的，跟大多數人一樣，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但我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