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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太多的苦難，應該免遭指控。福特的第一次新聞釋出會在三天後舉行，合眾國際社記者海倫·托馬斯直截了當地向他發問，問他是否同意洛克菲勒的觀點，福特說，他已經“在此問題上祈禱上帝請求指點。”福特接著補充說：“直到採取任何法律程式，才能有指控、陪審團才能進行訴訟，我認為現在我作出認何承諾都是不明智、不合時宜的。”換言之：也許有一天但不是現在，我會考慮豁免問題，除非直到尼克松被指控，否則這個問題將不被提出來。當時福特已經為最後豁免透露了一絲資訊，但對大眾和總統身邊的人來說，好像要幾個月後才能發生。

福特的思想正在轉變，兩天後，他對他的三個親信哈特曼、布肯和傑克·馬什說他想馬上實施豁免，他們都驚呆了，他為什麼多次發出訊號給對方？他們現在該怎麼辦？在背後，他們還在說想勸阻他，但他們都知道，總統已經下定了９９％的決心，而且他一旦決定，很難改變。“實際上，沒有人絕對贊成，也沒有人堅決反對，”哈特曼寫道。顯然，只有黑格期望提前豁免，而記錄上顯示他決定退出討論。

總統身邊最親近的顧問也沒有得到任何暗示他要幹什麼，可以想象星期日上午當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正在教堂禮拜時，福特透過廣播宣佈豁免令，人們會多麼吃驚。大家都很清楚新聞署長特霍斯特突然辭職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由於總統發表宣告，卻把他矇在鼓裡，３６小時之後他才得知此事。總之，對這個宣告人人都感到吃驚。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正從華盛頓市區一家飯館出來，聽到播放關於尼克松的“週末之夜大屠殺”的內容，我還記得當聽到汽車收音機播放關於豁免時我差點兒在弗吉尼亞的一條后街上翻了車。他的下屬、國會、媒體和公眾都感到困惑，甚至可以說是極度憤怒。

民主政治中的確有領導人出奇制勝博得了公眾的喝彩，如艾森豪威爾第一次競選之後的朝鮮之旅，肯尼迪的登月計劃以及尼克松訪華。戲劇化的宣告獲得了極大成功，讓他們不禁沾沾自喜。可那些都是好訊息，所以給人們帶來驚喜。而福特的宣告卻另當別論，通常當白宮的決定會引起爭議或要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時，高明的總統總是先做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的前期工作，以便讓公眾在心理上做好準備接受宣告。

有一個盡人皆知的例子，林肯在１８６２年夏天決定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但他卻一直把這份宣言鎖在辦公室的抽屜裡，直到聯邦軍隊在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給了他可以把全國統一起來的資本時才把它公之於眾。同時，他在此前也給了公眾許多暗示，其中包括公開發表了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一封信，為宣言的公佈打下了伏筆。邦聯軍隊在安堤坦河的重大傷亡是他盼望已久的良機，決定九月份公之於眾，可即使這樣又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在次年一月才正式簽署這份宣言。林肯深諳公眾心理，他耐心等待時機成熟，直到水到渠成才行動。

無獨有偶，富蘭克林·羅斯福在１９３７年就預見到美國很可能被捲入歐洲的戰爭，但他沒有魯莽地簽署一系列總統令，因為他清楚美國人認為自己遠離歐洲戰場，還蒙在被裡酣睡，是不情願被人拉下床的。所以他慢慢地喚醒公眾注意外面世界的危險，提醒他們為最後的犧牲作好準備。批評者指責他誤導了國家、向人民說了謊，讓公眾跟著他的指揮棒轉，他本人日後對此也供認不諱。但大多數歷史學家公正地認為羅斯福的最大功績之一就是漸漸喚醒了處在矇昧狀態下的國家，使美國在心理上和軍事上都作好了參戰的準備。這樣當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美國才有可能採取如此快速的反應，以巨大的爆炸當量改變了戰爭程序。

如果福特願意按類似方法行事，想個周全的策略並不難，比如他可以在九月的新聞釋出會上指出尼克松未來的命運給了他很大壓力，而他尚未想出好的解決辦法。然後他可以闡明為什麼立即豁免符合國家利益，然後再提出三個其他方面的理由，這樣可能引發全國性的辯論。無疑《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這些報紙會大力抨擊這一觀點，民意測驗的結果可能也表示反對，但總統可以引導這場爭論，最後諒解的主張越來越為人們所熟悉，直到最後聽起來合情合理。一些起關鍵作用的少數派，包括南方民主黨人、副總統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會支援這種做法。但即使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匆匆宣佈豁免也會遭到非議，甚至可能引發區域性激烈的反對，但絕不會達到動搖總統位置的程度，那樣福特就達到了最終目的，但仍需採取迂迴的策略給公眾以準備，要是他那樣做的話，可能仍能繼任總統。林肯和羅斯福是深諳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