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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代晚期，我在海上服兵役，我們的船正從日本出來，我從未受到國內動盪局勢的影響而變得激進，而且我個人認為仍要守住越南。他理應明白在國內的諸多問題上，我對於主要的問題都採取了溫和態度。在民權問題上，我是個自由派。尼克松在國內問題上的觀點要激進得多，至少比輿論界導向的要激進，這一發現使我又驚又喜。其實我並不像他身邊的帕特·布坎南等人那樣屬於徹底的保守派。雷對我作出的解釋是他希望工作人員中有代表著各個派別的不同聲音。白宮裡的很多人對於我的加入持反對意見，也有很多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已經加盟其中，有一些就是演講撰稿人。他告訴我，一切要比我預想得要好。另外，他選擇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

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雷，直覺告訴我，我可以把前途命運託付給他。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國內局勢比較穩定時，他是《紐約先驅論壇》社論版主筆，喬克·惠特尼任出版人。１９６４年，雷發表著名社論支援林登·約翰遜，反對巴里·戈德華特。（戈德華特，生於１９０９年，美國政治家，保守的共和黨人，１９６４年參加總統選舉未獲成功。——譯者注）但是雷仍然是剋制的保守派。他是最先加入到１９６８年尼克松選舉班子的大學校長之一，繼而成了這位新總統的知已、一面鏡子、一個強有力的筆桿子。

那天，我們越談越投機，談話結束時，他承諾說會再找我。如果我們共事，我們都能謹慎行事，我們倆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如果他對我的背景瞭解得少些，而對我架構文章不經意的習慣瞭解得多些，我想他就可能不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沒過多久，雷給我打電話，說我可以在他那兒工作一年，這樣１９７１年１月我到了尼克松時代的白宮。當時我們倆都沒預料到一年的期限能延長至三年半多，這段時光彙集了我成長曆程中最可寶貴的經驗。

理查德·尼克松１莎翁筆下的原型（2）

初識尼克松

我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見面時，他幾乎沒有注意我，但在我的心中，那次見面留下了寶貴的記憶。事情發生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當時我是哈佛法學院的學生，正要去服兵役，心裡盤算著有朝一日是否還能回到北卡羅萊納或者到華爾街去試試運氣。當時尼克松暫時退出政界，因為他在１９６０年總統大選中失利，又在１９６２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慘敗，他去西部“療傷”，攻讀法律書籍，以便回來再戰。

尼克松要來坎布里奇與學法律的學生見面，好為他在紐約的公司物色工作人員，訊息一傳出，我們大多數人都勇躍參加面試。他的隨從進行了初選之後，只剩幾個人獲得了與尼克松本人單獨見面的資格。此刻他就在我面前——聲音低沉、狹長的面部輪廓、一雙捕捉別人心靈的眼睛。這就是尼克松！我們交談時，他的眼光掠過我的肩膀，投向電視機，電視正在靜靜地播放著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他讓助手與我繼續交談，自己看起電視來。

我們道別的時候，我旁敲側擊，“得分是多少？”我一語雙關地問。他善意地回答了我，然後又加了幾句忠告，後來證明他的忠告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要參加海軍，對嗎？別去律師總公司做律師，去軍艦上做指揮官吧，那樣你可以接受領導藝術的真正訓練，以後你會從中受益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議，高高興興地到一艘維修船美國阿甲克斯（ＡＲ－６）號上當了一名損傷預防員。後來證明，學習損傷控制技術為我在白宮未來的歲月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我是１９７１年年初成為尼克松身邊的工作人員的，當時他第一任期已經過半。我是隊伍中的第三梯隊，小人物，又沒有名氣。後來我發現共和黨人等級制度森嚴，不像民主黨那樣上下級比較融洽和富有開拓精神。艾森豪威爾曾教誨尼克松說：一個優良的組織從來不會證明領導人的領導效力，而一個癱瘓的組織每一次都將他置於死地。因此，尼克松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強有力體制，招募到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亨利·基辛格替他管理（尼克松本人不擅長管理）。自艾森豪威爾卸任後，霍爾德曼成了白宮的首任辦公廳主任，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分別掌管國內、國際事務（肯尼迪和約翰遜任總統期間，白宮沒有正式辦公廳主任。——作者注）。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已經把白宮管理得井井有條。

尼克松以冷漠著稱，不願與他的工作人員面對面交談，有什麼事希望他們寫成書面材料。林登·約翰遜在白宮的一部電話可以與６０個人透過分機直接通話，而尼克松的那部只通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