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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在他的天性中，與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獄中的魔鬼，這兩個方面，即光明和陰暗，並沒有爭個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駕馭二者，使他走上權力之路。但是當魔鬼佔了上風，使他在面對對手時，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毀了他。最終陰暗的一面扼殺了他。尼克松的垮臺是基本準則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領袖的魅力源於內心。

尼克松會在玫瑰園大談美國的理想，並且說話算數。可是回到私人辦公室，就對他的敵人懷恨在心，並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敵人的胸膛。作為律師，他最引以為榮的時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辯護，他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驕傲。但是正如那些有關水門事件的磁帶（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冒煙之槍”）所顯示，當他毫不猶豫地命令霍爾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聯邦調查局調查水門事件時，他知道他在妨礙公正；當他在全國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認白宮捲入了水門事件時，他知道他在說謊；當他指使科爾森偷偷潛入布魯金斯研究院時，他知道國家安全是一種虛假的正義；當他命令對記者、對自己的助手，甚至對最受歡迎的講稿撰寫人比爾·薩費爾進行竊聽時，他知道自己太過分了。他有一種用嚴酷的權力來戰勝問題的傾向，而不願用民主統治所常用的工具來解決問題。

他還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別人的權力。儘管他對國家安全秘密的關心是合法的，他還是使這些關心超過了政府職權的範疇。儘管他以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候選人形象參加總統競選，他還是違反了他該維護的法律和傳統，還唆使他周圍的人也這麼做。他知道這一切都是錯誤的，他走過了頭，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傾瀉出來。

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賴斯都在他們的文集中把查克·科爾森拉出來當作真正的罪魁禍首，這個人激起尼克松的憤怒、唆使總統猛擊他的敵人，然後不通知別的工作人員就實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聽到水門入室盜竊案，他們都下意識地懷疑科爾森是否捲入其中。

科爾森惡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輕一些的工作人員無從知曉，總統的習性也是如此，這正是尼克松的白宮分崩離析的標誌。我在科爾森辦公室幾小時幾小時地開會，從沒發現什麼異常情況。隨著１９７２年大選的臨近，他在上午９？押１５分主持了一個每日“進攻”小組會，安排在政府內以及在美國國會山上痛擊民主黨的競選，雷·普賴斯讓我參加演講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雜湊根也在。我所能夠記得的是那已接近違法，同時也是很沒有品味的一個主意，即一些萬事通們提議讓當地消防部門參與同性戀者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薩金特·施賴弗農場舉行的遊行。這個譁眾取寵的花招沒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沒有害人之處。競選結束後，科爾森給我們每人的一個袖口鏈釦上都刻上“９？押１５”，我一直保留著它，這是我首次進入國家政治運動中心的一個標誌。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大多數人所沒認識到的是科爾森與尼克松單獨會晤，策劃形形色色的卑劣勾當。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爾森的提議，但不是總能成功。毫無疑問，他們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議。錄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誰參與了這些不當行為。

儘管如此，責任在於誰卻很清楚了，是的，責任在於科爾森，但最終責任還是在總統。那麼科爾森的誘導又該如何解釋呢？尼克松本應該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拒絕他，但他們不得不承認尼克松想讓科爾森留在自己身邊，想讓他服務於自己陰暗的一面。正如那些為尼克松工作的人認為他作為領袖取得了偉大的業績一樣，我們不能把他的錯誤歸咎到別人身上。哈里·杜魯門說得對：“愚弄行為當止於橢圓形辦公室。”

尼克松顯然覺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權力並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須經常自私自利，並善於操縱他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有時言行粗魯，他的大多數後繼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為他工作的人們感覺到：他處於下風時反擊，狀態最佳；而當他處於上風時，他的狀態卻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壓倒的多數獲勝，剛剛再度當選，他就準備摧毀擋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損傷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我與其他人一樣質疑，他是否覺得自己有資格站在權力的頂峰？也許他有某種自我厭惡心理，這種心理觸發了自我毀滅的強迫性衝動。我沒有資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不能很好地與人相處的人，他看起來好像拒絕溫柔的情感，選擇以堅硬如鋼的態度面對世界，而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