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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欲與妻子共同承擔這一切，這是無私的。但有沒有人懷疑他想給她以撫慰？如果不是因為他的過去，我懷疑他是否會把總統許可權如此完整地託付給她。

我下面講的是那年１２月發生的一件事，也許我的判斷有誤，但我認為該事件對衛生健康改革計劃是致命的一擊。《美國觀察家》與《洛杉機時報》刊登了這樣的故事：克林頓動用阿肯色州警察為其拉皮條。《旁觀者》報道，一個叫“葆拉”的女人被帶到州長面前，在旅館的一個房間裡，他脫光衣服，讓她與他口交。這類故事如此淫穢，我不會相信，於是加入到粉碎這些謠言的行列。當時沒有人預料到《旁觀者》的報道竟然成了葆拉·科爾賓·瓊斯向克林頓提起訴訟的導火線。

在隨後幾天裡，這些故事很明顯已使夫人蒙受奇恥大辱，她的丈夫則深藏於家中，彷彿像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獵犬被喚回家後，好幾天都垂頭喪氣地趴在地毯上，蜷縮成一團，但惡相卻絲毫不減，但在後來幾週中，我感到他絕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戰，也許我的這種看法不對。新年來臨時，我們與總統一起步入衛生健康改革鬥爭的最重要的幾個月，他在衛生健康改革負責人面前躡手躡腳。從那以後，我記不得他在她面前公開地談論過衛生健康改革的問題。

那年１月，克林頓夫人的小組成員希望總統在國情諮文中陳述衛生健康改革計劃，總統應舉起自來水筆，呼籲否決任何有損於公眾利益的提案，他們正等待著“那一時刻”能反覆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我以為這支筆、這種威脅只會激怒共和黨人，很可能會葬送兩黨最終達成協議。當民主黨領導人在國情諮文發表前到達內閣室時，她說出了她的想法，總統卻不表態。我最後一次試圖阻止。當大家紛紛離開時，我徵求發言人湯姆·弗利的意見。他說他寧願這項計劃不被透過。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問他第一夫人是否會重新考慮。她的回答是，不，我們要走下去。

這事就這樣結束了。當總統演說時，他在共和黨人面前揮舞他手中的筆，宛如公牛們衝過來時一個手拿紅披巾的鬥牛士。公牛們向前衝來。後來我意識到剋夫人給了湯姆·弗利一個答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提醒總統對這一決策加以重視。

我聽說總統與第一夫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嚴重危機，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不過並不是兩位領導人之間決策方面的矛盾。他們的夥伴關係在平衡時個人關係進展順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實上，他們兩者的關係就像一個蹺蹺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無論哪一種情況，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縛住另一個，這樣，這種互補性處於不平衡狀態。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勝利，他釋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衛生健康改革的鬥爭中，她總是高居蹺蹺板之上。她全權負責，他讓她大膽地往前走。很明顯，他不可能再對她指手畫腳，也無法以對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維護自己的看法。當這項事業失敗時，我不禁要問：如果他過去的陰影不再與妻子關係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關係到兩黨的改革計劃獲得透過呢？

乘風而去

１９９４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離開白宮的時候了。

當我剛來到白宮時，總統及其團隊的較早成員都熱情地歡迎我的加入，他們是副總統、麥克、鮑勃·魯賓、比爾·高爾斯頓、華倫·克里斯托弗、艾爾·弗羅姆。一些年輕人像馬克·季恩與布魯斯·裡德也同樣表示歡迎。我與喬爾·克萊恩和維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數年輕成員對我突然加盟他們之中感到不快，我無意指責他們。其實他們已盡全力要選一位民主黨人，而當一個共和黨人從後門溜進來時，他們怎麼能不生氣？為什麼不選擇一位民主黨人？為什麼把他們心中英雄喬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請進來呢？問得好！

我已發誓，我要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團隊戰士。我已對麥克說過，“我並不想取代左翼辦公室裡的任何人。我只需一部電話，一張桌子。”他們安排我到地下室的那間舊理髮店辦公，我接受了。房間沒有窗戶、空間很小，以至於我和我的副手朱迪·格林斯通只有在大廳裡的一個長沙發上蜷著身子才能打電話。對於這種荒唐事，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如何與記者打交道也是一個難題。我認識許多資深記者，也喜歡與他們交談。總統也想讓我與他們保持聯絡。在里根執政期間，因我與新聞界有密切聯絡，有人很容易找到我的疏漏之處來指責我。（其中一些，我負有責任，但不至於達到他們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