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1/4 頁)

受審者之列的罪犯天皇和石井四郎應予嚴懲。”菊地上等兵說：“我感到遺憾的是，與細菌戰有關的主要罪犯沒有在場。”久留島說：“我對那些驅使我參加細菌戰罪惡勾當的日本軍閥表示無比的憤恨！”莫斯科廣播了反映出他們悔罪程度的心聲。

另有一種猜測，與對美國的觀察作出的結論類似，即蘇聯承諾以保全12人的性命為交換條件，徹底搞清細菌武器的秘密。

蘇聯對細菌戰犯的公審，尤其是在1950年公佈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在細菌武器及細菌戰這個被包裹得像石頭一樣嚴實的秘密上敲下了一角，讓世界認識到了它的存在，感受到了它的殘酷和恐怖。

…

將軍並非為毒戰命絕（1）

…

將軍並非為毒戰命絕東京馬尼拉南京廣州

在伯力軍事法庭上，有個叫三品的日本證人供認，他在日軍駐上海的十三軍團任偵察科長期間，於1942年參加過浙贛作戰行動。這次行動的命令是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下達的，旨在消滅沿浙贛鐵路，經過金華、龍游、衢縣、玉山一帶的中國軍隊。在這次行動中，十三軍團配屬了細菌部隊，石井四郎本人亦到前線給予了配合。

三品供認，在後來繳獲的中國軍隊的檔案中，他看到過衢縣一帶爆發鼠疫的報告。而另一個證人古都也供認，這次細菌戰在浙贛引起病疫猖獗，造成大量中國軍民死亡。

畑俊六是細菌戰和毒氣戰的有力倡導者和推行者。從國民黨政府的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在畑俊六初任日本陸相的1939年及初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1941年，因毒氣戰而死亡的中國軍人數兩次達到最高峰。在他任這兩個職務期間，僅毒氣一項，中國軍隊的傷亡人數就達36000餘人，這裡沒有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的遇害情況，否則這個數字將成倍增加。1940年在八路軍進行的“百團大戰”中，日軍施放毒氣達11次，使我一萬餘名官兵中毒；1940年5月，日軍在山東泰安的紅山戰鬥中施放毒氣，使我300名八路軍官兵倒地氣絕，半個月後，在嶧縣朱溝村的戰鬥中又有350名八路軍官兵被毒殺；1941年9月，日軍在河北宛平縣杜家莊施放毒氣，傷害老百姓400多人；1942年5月28日，日軍在河北定縣北坦村發現地道，將大量的窒息性毒氣向地道內施放，躲在地道內的800多名老幼婦孺大部中毒死亡

在中國的土地上，處處蔓延著黃色的濃霧，它的邊緣竄出無數條毒蛇，嘶嘶地吐著長長的毒信，靜靜地鑽入門板、窗欞、石縫、莊稼、水井、溝沿。成片的中國人被它咬住了，倒在了地上，口中吐出黑色的血，面孔迅速暗了下去。

實施細菌戰和毒氣戰的日軍將領大有人在。

木村兵太郎在“掃蕩”魯西抗日根據地時，狂妄地命令部屬：“這次作戰的目的，是要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須不問男女老幼全部殺死。所有房屋一律燒燬，鍋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山下奉文率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在蠡縣指使部下施放毒瓦斯，一次就殺害抗日群眾70多人，製造了“王辛莊慘案”。

畑俊六、木村兵太郎、山下奉文實施毒氣戰和細菌戰的罪行被掩埋在歷史的陰影中。但他們犯下了太多太大的罪，他們作為甲級戰犯，被押上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席。

杉山元自殺了，畑俊六是被逮到法庭來的唯一一個陸軍元帥。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邊是土肥原賢二，右邊是廣田弘毅。此時他的臉上既沒有了殺氣，也沒有了驕橫的帥氣，而像抹上了搗爛的青杏子一樣，又苦澀，又難堪。

檢察官指控他犯有對中國實行侵略戰爭，縱容、唆使部下殺戮中國平民和俘虜、姦淫婦女、搶劫和破壞財物等罪行。

法庭庭長韋伯問道：“你是否承認有罪？”

畑俊六回答：“對於全部訴因主張無罪。”

然而他打顫的聲音裡暗含著來自記憶的戰慄。

1938年2月，畑俊六接替松井石根擔任了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當年10月，他指揮日軍佔領武漢後，在他的縱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殺的慘象又發生了。

在江漢路海關前，獸兵抓住80餘名中國居民，當場刺死幾個，隨後將其餘的人推入江中用機槍掃射，鮮血頃刻染紅了江面。而獸兵們卻站在岸邊拍手大笑。大智門附近和華景街橫七豎八地躺著無辜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