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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戰》　作者：＇德國＇馮·梅林津

這本書是根據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寫成的。我作為德軍總參謀部的一名軍官，曾在非洲、俄國和西線參加了一些較大的戰役，並同德國許多著名的軍人有過密切的往來。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曾在隆美爾元帥的司令部工作。

我不揣冒昧地談談我個人的經歷，來說明我為什麼敢於給浩瀚的戰爭文獻再增添些內容。大戰爆發的時候，我是入侵波蘭的第3軍司令部的一名上尉，戰爭結束時我是駐紮在魯爾區的第5坦克集團軍的參謀長，已晉升為少將。除因病曾暫時離隊外，在整個戰爭中我都在服役，曾在波蘭、法國、巴爾幹、西沙漠、俄國，再回到波蘭、法國，最後在阿登山區和萊茵河區擔任軍職。我結識了一些英勇而卓越的軍人。我親眼見到坦克在戰爭中的各種條件下作戰，從俄國多雪的林區到西沙漠廣闊無垠的大平原。

在著手編寫此書時，我得到德軍中一些和我友好的軍官們的無私的幫助。特別是我過去的長官巴爾克將軍把他個人積累的資料供我使用，是非常有益的。這些資料，尤其是涉及在俄國作戰的資料，證明是十分可貴的。我的朋友，德軍總參謀部的丁格拉上校，允許我隨意摘取他的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紀事，我非常感謝。我還必須感謝為我提供有關紅軍重要材料的馮·納茨莫中將和我的兄弟霍斯特·馮·梅林津將軍。

對我參加的那些戰役，我儘量給予客觀的敘述。雖然，這本書是按德國人的觀點寫成的，但我不侷限於德軍使用的資料。一些英、美人士編著的卓越史書已經出版，我充分地利用了它們。根據現有的材料，是可以對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作戰行動作出認真評價的。我確信，世界各國的軍人都渴望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實，而避免得出基於個人偏見或愛國感作出的結論，這也正是我要力爭作到的。

F·W·馮·梅林津

於南非約翰斯堡

前言

一九O四年八月三日，我出生在位於美麗的西里西亞中心的商業城市佈雷斯勞。

一九二四年四月，我開始在第7騎兵團服役。一九二六年進步兵學校，隨後又轉入騎兵學校，學習了基礎戰術和騎術。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獲得了中尉軍銜，我為此深感驕傲。當時德軍總兵力不能超過十萬人，軍官只有四千人，當上軍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德軍的總司令馮·西克特將軍決定建立一支精幹的軍官隊伍。直到一九三五年我一直是一名騎兵軍官。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進了柏林的軍事學院，這所學專門為總參謀部培養參謀人員。一九三七年畢業於該學院，被調到駐柏林的第3軍司令部工作，當時的軍長是維茲萊伯將軍，他後來在法國戰局中當了第1集團軍司令，後晉升為元帥，並被任命為西線司令官，一九四二年一月退休。他是一九四四年“七二O”事件（指謀殺希特勒案）的主謀，被“蓋世太保”絞死。我曾十分高興地在這樣一位卓越的軍事家手下工作，我們所有參謀人員都很尊敬和愛戴他。

我在第3軍當情報參謀，遇有一些盛大的歡迎儀式或閱兵式，我都要參加準備工作。我曾協助組織元首的各種檢閱並參加了對墨索里尼和南斯拉夫保羅親王歡迎儀式的組織工作。每當這樣的帝國盛典結束以後，我總感到十分得意。我們所有的參謀人員永遠記得在每一次檢閱順利進行完畢以後那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三十年代，德軍的機械化成了建軍的首要問題。根據凡爾賽條約，德軍不得把現代化兵器裝備給軍隊，不允許裝備一輛坦克。我清楚地記得，我們這些年輕計程車兵曾怎樣利用木製模型進行訓練。一九三O年，我們的摩托化部隊只裝備有幾輛陳舊的裝甲偵察車和少數幾個摩托車連。到了一九三二年，參加演習的摩托化分隊還在使用模型坦克。從這些演習已經明顯可以看出，在現代戰爭中坦克將起到的作用。

發展摩托化部隊主要由古德里安負責。那幾年，古德里安一直是摩托化部隊的總監。一般認為，德軍接受了英國利德爾·哈特和富勒的軍事理論。我不否認英國這些軍事家的著作對德軍的影響，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德國一九二九年關於坦克戰鬥運用的理論是領先於英國的，實際上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採用這種理論，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古德里安將軍的《坦克指揮官》一書中的一段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我已確信，坦克單獨行動或協同步兵行動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成果。對軍史的研究，在英國舉行的演習和我們利用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