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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中，精明強幹、足智多謀的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首次表明：利用特殊手段，憑著科研成果，他們能夠戰勝比他們強大得多的軍隊。在遭到一連串失敗之後，這樣的勝利是鼓舞人心的。

就是這一勝利導致了倫敦監督處的誕生。這是英國的第一個專門進行騙敵活動的國家機關。

丘吉爾是倫敦監督處之父。它還有兩個教父。一個是J　·C　·F　·霍蘭少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近東和愛爾蘭事件時在愛爾蘭充當飛行員和工程師。

倫敦監督處的第二個教父是中東總司令奇博爾德·韋維爾將軍。韋維爾出生在溫切斯特，體格強壯，一隻眼睛，是印度克萊夫式的人物，1939 年至1940 年冬，他實際上統治著英國在阿拉伯的廣袤帝國。他只憑一個靈活的頭腦和一個人數不多、而機動靈活的行政機構，以及幾營精良的步兵。這些士兵忍受著酷熱的策天氣和風沙。他們有嚴格無比的紀律、偉大的傳統、莊嚴的禮儀和高度的責任感。他們堅信，他們在那裡不僅是在保衛帝國，而且是為了保護當地居民的利益，這一切使這支軍隊團結一致。

韋維爾在他給英國參謀長們的備忘錄中建議，戰區司令官們的掩飾和欺敵計劃必須由倫敦的參謀長們來協調，為的是，“它們不僅應該在他們自己的戰區獲得最大效果，也應該同其它戰區的總戰役計劃協調一致”。韋維爾在他的備忘錄中寫道，至於計劃本身，“實際上，自從人追捕人的時代以來，戰爭的一切計謀和策略，都是人在他人身上用過的幾種簡單詭計的變種和發展”。他粗略地把這些詭計分為四類：“偽情報或偽裝”；“以退為進”；“鼓勵叛賣”和“削弱敵人計程車氣”。他說，“每一司令官應當經常考慮如何使對手誤入歧途、如何利用他的恐懼和使他心慌意亂千百次。”他繼續說，“一切欺騙的基本原則是把敵人的注意力引向你想要它注意的地方去和轉移敵人的注意力，不要它注意你不想要它注意的地方。高明的魔術師就是用的這些方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迫使敵人做些有利於我們的行動的事。例如，把它的後備隊調到錯誤的地方，或不肯調到應該調去的地方或誘使敵人浪費精力。”《備忘錄》廣泛地談到欺敵的方法，即特殊手段，包括可以用於轉移敵人注意力的視覺、聽覺甚至嗅覺方面的計謀。《備忘錄》還討論了一個無比有效的策略——訊號欺騙。敵人能夠從無線電通訊、電臺的位置、不同環節所用的密碼型別、和通訊量為推斷部隊實力的大小、性質和目的。《備忘錄》接著巧妙他說明，怎樣能故意地使無線電通訊保證做到：使敵人從它所截獲的訊號所得的印象，同它從其它欺騙來源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如果訊號欺騙被忽略了，計劃可能失敗

欺騙成功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它必須看起來是“可信的。除非透露給敵人的明顯意圖已經完全合情合理地包括在敵人的鑑別之內，即敵人將詐騙鑑別為可供英國司令官選擇的行動方向之一，不這樣，詐騙是達不到目的。”《備忘錄》還強調了瞭解敵人司令官的心理狀態的重要性。“情報工作人員應該時時大力追索這一級的情報。知道對方一個將軍是非常容易激動，比知道他某年畢業於某參謀學院要有用得多。”《備忘錄》最後著重說，使詐騙成功的輔助手段是保密。將詐騙掩藏起來不讓敵人知道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倘若他看穿了虛構的事實，他就能夠推斷出真實情況。因此，知道詐騙計劃的人愈少愈好——即令這意味著欺騙敵人也欺騙朋友。《備忘錄》說，“在某種情況下，執行詐騙計劃的司令官和部隊瞭解上級司令官的真正意圖和詐騙計劃的目的也許是重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調動完全是在欺騙敵人這件事，是不應當透露給有關部隊的。”它是特殊地——甚至不幸地——運用在部隊和特工人員以及抵抗組織中間的一種策略。這些特工人員和抵抗組織將參與未來的盟軍掩飾和詐騙行動計劃。

韋維爾的意見並沒有什麼新奇。對敵人施詭計的歷史同戰爭的歷史同樣悠久。但是，當丘吉爾按照他的建議行動時，他不但在軍事方面，而且在國家機構方面也都把詐騙形成了制度，這是驚人新奇的地方。在適當的時間裡，他所創立的倫敦監督處這個小組終將變成一個龐大的、完全致力於制定策略的組織。倫敦監督處的存在像原子彈試驗一樣受到精心保護。的確，核裂變的秘密公開之後很久了，但在倫敦和華盛頓，掩飾和詐騙的理論卻仍然是一項國家機密。直到1975 年，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的一個檔案透露了在反對第三帝國的秘密戰爭中所使用的特殊手段。檔案是1945 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