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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執行中能有相當程度的節制,取得某種最大限度的成功是可能的。總之,我們感到這項計劃是很容易搞過頭的。”詐騙機構對這種危險性也十分清楚。他們同意艾森豪威爾就這項任務中的困難做出的判斷;此外,他們還建議採用這次戰爭以來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爭中曾經用來欺騙德國人的許多老辦法。透過分析,這些機構認為他們的戰略獲得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大的。首先,他們透過“超級機密”、特別是透過竊聽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男爵的無線電通訊,已經知道了希特勒對盟國要行動的預測,他預料盟國要在加來海峽登陸,他認為那是最合乎邏輯的主攻地點,而且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其次,正像大島浩在通訊中洩露的那樣,希特勒不敢忽視盟軍為了配合渡海作戰而在其它地區發動入侵的可能性。“衛士”計劃和“堅韌”計劃的任務只是讓這位國家元首確信他對盟國意圖的估計是正確的。
對這些計劃來說,最大的危險當然還是德國情報部門預測這些精心炮製的謊言的真相的能力。然而,在這一方面,倫敦監督處持樂觀態度也是有道理的。倫敦監督處的大部分策略部署,以及入侵行動本身,都是從英國發動的,而英國是一座海島基地,那裡的人民警覺、多疑、安全感強,因而容易保守機密。希特勒很難搞清楚那裡進行的軍事準備的確切性質。他在英國的特務已經全部被捕;有幾個雖然還在活動,但早已處於雙十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其餘的正在反正過程之中;根據“超級機密”的報告,希特勒對此仍然一無所知。雙十委員會與倫敦監督處一直在密切配合,利用這些雙重間諜散佈關於“衛士”計劃和“堅韌”計劃的謊言。
由於在英國沒有可靠的情報來源,德國的情報機構幾乎全部依賴無線電分析和空中偵察——或者依靠盟國“走漏”的點滴情況,來搜尋“尼普頓”行動的秘密。德國的無線電情報機構依舊在有效的工作,然而,英國人在無線電欺騙方面卻是行家。他們知道德國人希望從無線電電波中搜尋些什麼東西——那原是一種阿拉曼戰役前從西波姆無線電情報連繳獲的材料中演繹出來的知識,而英國人是有這種手段和智慧提供這些東西的。他們也知道德國人希望從空中搜尋些什麼,而且也有辦法欺騙空中攝影機;再則,盟國的空中優勢也能夠確保只讓德國人拍攝那些準備讓他們看見的東西。倫敦監督處希望,德國人將因此受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假情報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至於德國的情報機構,他們的工作則因“超級機密”的活動完全暴露在盟國的監視之下;此外,由於他們內部的紛爭,盟國對其執行了一種“積極跟蹤、就地消滅”的方針,第三帝國的眼睛早已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有一種謠傳說卡納里斯已經不再受希特勒的寵信,而德國諜報局裡的許多人因個人或思想上的原因正密謀搞掉希特勒,這些事已經廣為流傳。關於盟國的重大軍事和外交活動,德國諜報局已向希特勒多次提供了一些靠不住的情報。倫敦監督處相信德國情報機構這次還會失敗。黨衛軍的人是忠於希特勒的,但是,他們多善於搞保安工作,在蒐集情報方面卻大大遜色。由於沒有足夠的情報,又缺乏核實手段,因此,德國總參謀部的西線情報分析科這次可能還無法辨別“衛士”計劃和“堅韌”計劃煙幕背後的實情。
盟國的詐騙機構對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但也深信:一但有失,就會把“尼普頓”的機密暴露無遺。因此,它們準備同希特勒進行最後一個回合的較量;關於這次較量的目的,摩根後來回憶說:
無論何時都應盡一切可能促使敵人錯誤地部署其後備力量,應抓住一切機會把敵人置於不利地位。當然,這完全是欺詐,但戰爭實際上就是這樣進行的。有時候不厭其詳地敘述並鼓勵那種據說是盎格魯撤克遜人傳統的光明正大的精神是有益的。然而,事實卻依舊是,如果你能偷偷地從背後接近敵人,出其不意,最好是在他睡覺的時候把他抓住,一聲不響地捅他一刀,就不會帶來什麼麻煩。他的反應——如果會有什麼反應的話——比較來說,不會給你帶來多大傷害的應該讓敵人在思想上產生一個接一個的虛假印象。應該使這些印象前後一致,儘量地顯得合乎情理,但是,最終的目標必須念念不忘,那就是:在敵人最預想不到的地方和時間,以完全超出它預料的給以最後一擊。
像“衛士”計劃這樣複雜的欺騙活動,沒有蘇聯人的積極合作,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德黑蘭會議期間,丘吉爾曾要求斯大林給予合作,斯大林表示同憊。
蘇聯人在“衛士”計劃及其附屬計劃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較簡單的。首先,他們將誘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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