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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並開啟這些進口嗎？種蘑菇人說他們能夠，而且正在這樣做。薩維把這一訊息發到了倫敦，特種行動局把它轉給了轟炸機司令部。

於是，7　月7　日白天及夜間，二百十八架“蘭開斯特”轟炸機對洞穴進行了低空轟炸，在高爆炸藥的爆炸聲中埋葬了這些飛彈貯藏庫。這大概是特種行動局在“尼普頓”行動期間作出的最重要的情報貢獻，因為這使德國人在法國能發射的飛彈減少了四分之一。

對飛彈的空中攻勢消耗了在法國進行陸上戰役所需的力量的一部分，這將證明是個高昂的代價。為了解決這個問提，盟軍被迫把空中力量減少五分之一。就人員的傷亡和飛機的損失而言，這也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戰役：三千名左右的空軍士兵在轟炸行動中喪失了生命，損失的飛機達五百架。英國人負責英國本土的防空，其主要責任擔落在皇家空軍身上，但死去的並不限於英國人，許多美國人也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美國海軍的約瑟夫·肯尼迪上尉，他是1940 年美國駐倫敦大使的大兒子，未來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哥哥。肯尼迪上尉駕駛一架滿載二萬二千磅高爆炸藥的“B—24　解放者”轟炸機，從東英吉利的一個機場起飛，飛向位於米莫耳克的被懷疑藏有飛彈貯藏庫的巨大工事。第二架飛機緊接肯尼迪的飛機起飛。預定的計劃是：肯尼迪駕飛到目標附近的某一點；飛機的無線電控制之下，無線電將指揮它飛向米莫耶克，並衝向目標。但發生了意外——意外的確切性質將永遠是個迷，“解放者”轟炸機在薩福克上空爆炸了，炸死了肯尼迪和他的副駕駛員他們的屍體從未找到。

在軍方為對付飛彈而採取進攻和防守步驟的同時，英國的間諜機關採取了第三措施——詐騙，此計劃是由R　·V　·瓊斯博士在7　月1　日情報局和反情報局舉行的會議上提出的。秘密機關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為雙十委員會工作的特務接到他們的德國控制者的指示，要他們報告飛彈的落地點，這是這些特務無法不執行的指示。但瓊斯說，如果他們準確地測定飛彈的落地點並報告德國人，他們將給敵人以幫助和安慰，敵人將繼續把飛彈瞄向塔橋，給倫敦造成可悲的結果。如果他們說謊搪塞，空中偵察將揭露他們在說謊，這樣，德國人就會懷疑他們是受控制的，此外，德國人對每個飛彈的發射時間都作了記錄，所以他們儘管不能確定飛彈的落地點，但他們在一、二分鐘內能知道飛彈衝擊地面的時間，瓊斯的計劃解決了這個兩難問題。他建議，雙十委員會的特務們把落在倫敦以的飛馮彈報告給德國人，但使用實際落在倫敦以南的飛彈的落地時間。瓊斯認為，德國人會由此得出飛彈射程太遠的結論，從而減少飛彈飛行時間以縮短射程，使飛彈落在倫敦以南的曠野裡。

這個計劃的採納要得到上級的同意。雙十委員會把計劃送交國內防務局主席芬勒特·斯圖特爵士，他是該局和倫敦監督處的成員；斯圖爾特又請示丘吉爾的女婿鄧肯·桑茲，他是英國第一個火箭團的前司令，現任戰時內閣“彈弓”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是由丘吉爾建立的，任務是協調所有的情報和對策。桑茲把該計劃送交戰時內閣討論，獲得同意。於是，雙十委員會的特務開始傳送虛假的飛彈著陸情報。

大約與此同時，由於一種幸運的巧臺，雙十委員會的一個老朋友被德國人派到英國來報告飛彈的落地情況。他名叫愛德華·查普曼，在雙十委員會里的密碼代號是“曲折”，該代號貼切地描寫了他的生涯。他當過科爾斯特里姆近衛軍地士兵和專用炸藥炸開保險箱的盜賊。他於1939 年臨陣逃脫，1940 年在海峽群島的躲藏地被德國人俘獲。他主動要求為德國諜報局工作，去英國作間諜，搞破壞；由於他具有多方面的知識，他被接收了。接著他在諜報局的一所間諜學校裡接受了範圍廣泛的訓練，後來，德國人和他訂了合同，規定他去破壞在哈福德郡哈特菲爾德鎮的德維倫特飛機工廠，報酬是一萬五千英磅。1942 年12 月1　架飛機把他投到伊利附近，但英國人正等著他。透過“超級機密”，治安當局能夠在敵方間諜到達英國之前跟蹤他們的行動，包括“曲折”的行動。馬斯特曼後來寫道：“在‘曲折’到來之前，我們知道他許多情況，並與地方當局和警方作了精心的安排，一俟他到達就儘快地、毫不聲張地逮捕他。”“曲折”剛從降落傘索中解脫出來就被抓住了。對他的審訊表明他並不站在德國人一邊，而是更傾向英國。他同意為雙十委員會工作（作為寬恕他的回報）。於是，在德哈維倫特製造了一次強烈的爆炸，並由老維克劇團的特殊效果和佈景專家設計安排了相應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