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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長，這兩個是戴維·法拉第研究所，另一個是皇家研究所；他同時成為皇家協會理事會成員之一。就這樣，這些曾經制造了那麼多混亂和破壞的人都重新開始了他們的寧靜生活，而且他們多半將死在他們的床上。他們都對他們竭力全力創造出來的新社會表示不滿。

但是，倫敦監督處的精神和方法將存在下去並再次使西方盟國心驚膽戰。英國人十分謹慎，關於他們的詐騙機器，他們向蘇聯人僅僅透露保證他們在“衛士”計劃中合作所必需的那一點點。但蘇聯人很快地採用了現代戰爭中這個獨特的武器。比萬於1944 年7　月給駐莫斯科的英國軍事代表團發去了一封信，回信揭示了蘇聯人採用詐術速度之快。比萬的信要代表團就這樣一個問題發表意見，即“任何他可能被要求制訂的大規模掩蔽計劃中，他應採取什麼方針與蘇聯人打交道。”很明顯，“衛士”的成功使比萬考慮與蘇聯人在這方面進一步合作。

對比萬提出的問題的答覆令人灰心。僅僅知道一個名叫“布林頓”的人——比萬在“英使館的代表”——回信說，英國代表團團長巴洛斯·布羅卡將軍覺得蘇聯人“對整個事情抱懷疑的憎恨的態度。”他們在“衛士”中扮演了他們的角色，但他們一貫拒絕透露任何關於他們使用的特珠手段的情況。布林頓說，“我們瞭解到，總的來說，他們的情報系統根本不像我們的情報系統那樣高度發展，根據他們處理‘衛士’的情況，我們得出的印象是，他們沒有堪與我們的機構相比的特別機構。”他認為蘇聯人之所以戰勝德國人“可能要歸因於精心的掩蔽，而不是欺詐”。另外，他還說，蘇聯人表現出他們對地緣政治和軍事的錯綜複雜缺乏瞭解，而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執行全球性欺詐行動的機器又笨重，運轉得又慢。布林頓繼續說，“衛士”的成功給“這裡的人深刻的印象”——對戰後世界來說，這是個不祥之兆。但他認為，蘇聯人不再會“讓他們的智囊轉而研究戰爭的這個特珠形式。”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布林頓的評價完全錯了。如果在蘇聯人的情報部門裡曾經有過各種缺陷的話，那末它們已被克服。蘇聯不久就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寵大從事欺詐的機構。蘇聯人的情報部門和欺詐部門在戰後世界的明爭暗鬥中高效率地協力工作，這一點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吃了苦頭後才發現。對下面這個問題進行推測將非常有趣，即“衛士”是否成了一種催化劑，促使蘇聯人在這些領域裡變得十分精通；另外，當西方強國為在登陸日出其不意地打擊希特勒而爭取蘇聯的合作時，他們是否暴露了大多的秘密方法。

在真的“把歐洲燒著”以後特種行動局在聲名狼藉的情況下關門大吉。

有人在該機構存在的最後日子裡寫道：“如果博丁頓在偷運紅葡萄酒和白蘭地以及超級黃色明信片挫敗那些海岸警衛隊員，那豈不更妙！”它並不完全配享受這樣一個名聲。據說，丘吉爾說：“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我們所知道的或者有記載的任何人乾的事還沒有哪一件超過他們輝煌的和勇敢的鬥爭業績。”艾森豪威爾也讚揚特種行動局。1945 年5　月31 日，他寫信給格賓斯，“對特珠部隊總部控制下特工人中幾特別小組的勇敢和常常是輝煌的業績表示我極大的軟佩。”另一方面，皇家空軍無帥、轟炸機指揮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詛咒領導特種行動局的經濟戰爭部“外行味十足、無知、不負責敘利亞、愛說謊話”。懷疑特種行動局的特工人員有可能叛變的情緒一直沒有消除；一場火災燒掉了它的許多檔案，對這場火災的真正起因和燒掉檔案的理由，人們議論紛紛。事實上，反對特種行動局的主論是如此地持續不斷，以致外交部出來作公開回答，這在英國是個不同尋常的步驟。外交部的發言人說，那些言論是荒謬的和令人厭煩的。

特種行動局的特務常常在古怪的情況下死去，幾千名協助他們的人也喪失了生命，格賓斯沒有為此而受到責允，這是對的。戰後，他銷聲匿跡了，後來只是作為英美陰謀推翻阿爾巴尼亞共主黨政府的幕後策劃者之一，短暫地出現了一下。後來他成了一家地毯廠的主席，最後回到他的故鄉，那也是他希望老死的地方——外赫布里底群島哈時斯島的佃戶之中。巴克馬斯特也銷聲匿跡了，有時在紀念死者的教堂儀式中露面。站在格賓斯身邊。但關於特種行動局以及該局法國分部，人們仍感到神秘莫測。

受雙十委員會控制的雙重特務的結局比許多特種行動局特務要好些。參與“尼普頓”掩護計劃的主要雙重特務都活著看到戰爭結束。在挪威拖住大約四十萬德國戰鬥人員直到戰爭結束的“塔特”就在德國投降的這一天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