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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綱要》，裡面的第四條赫然寫著：“對於國境線不明的地區，防衛司令官要自主認定國境線並將其明示一線部隊”。

什麼意思？所謂“國境線不明的地區”不就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嗎？在這種地區把權力下放給師團長，除了是在有意挑起衝突外沒有別的解釋。

一個是成心鬧事的作戰參謀，正好就還有一個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小松原是陸大27期的，雖然不是軍刀組，但也是第十名。做過駐蘇大使館武官，後又在參謀本部從事對蘇諜報，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戰部隊。

大凡在一個方面做順了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自己什麼都行的錯覺。這位小松原中將就是這樣，頭一次到野戰部隊，想建個奇功。聽辻參謀說他親自坐飛機越境偵查過，那蘇蒙聯軍就只有400人。根據辻參謀的計算公式是皇軍士兵以一當十，就只要一箇中隊（連）就夠了。但這位小松原中將還算謹慎，派了第64連隊（團）再加五個中隊（連）在連隊長山縣武光大佐（陸大38期）的帶領下，跟著辻參謀就出了發，於1939年5月21日下達了攻擊命令。

這時候關東軍來了命令，讓小松原重新考慮作戰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麼考慮的，不就四百人嗎？再者說了，不是關東軍軍部說的師團長有權做主嗎？於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達了攻擊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參謀是怎麼偵察的？對面是蒙古軍兩個騎兵團，一個裝甲團，蘇軍一個步兵團，一個坦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機槍連。領兵是一員名將，就是後來做到蘇聯國防部長的朱可夫元帥。

皇軍能落著好？還是在隨行的辻參謀的堅決督戰下，總算把被蘇蒙裝甲部隊包圍全殲了的擔任搜尋任務的一個支隊（大約有兩個營）的屍體給搶了回來。

這就是所謂“第一次諾門坎事件”。

“溜子在外頭撞牆啦”的訊息傳到關東軍部，引起一片混亂。作戰課課長寺田雅雄大佐（陸大40期首席，剛從參謀本部調來充實關東軍的）認為當時正因為天津的英租界問題在和英國人扯皮著呢，這事不能再擴大了。可作戰班長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參謀不服，直接找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陸大27期，太平洋戰爭以後擔任過香港總督，給香港人帶來巨大災難的“軍票”就是他發行的。因此戰後在南京受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建議換掉23師團，改為由園田和一郎中將（陸大25期軍刀組）指揮的第七師團上，一定要報仇。

磯谷廉介對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覺得動用一個師團，怎麼著也得和省部（陸軍省，參謀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堅決反對，說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張鼓峰一樣了，肯定沒戲了。於是就去找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商量。

要說這位植田謙吉大將後來因為這諾門坎事件丟了烏紗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見可太關東軍了。“還是第23師團吧，換了第七師團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於是就動員了十三個大隊（大隊相當於營，約600人編成），火炮112門，兩個裝甲團的70輛坦克，180架飛機和400輛汽車去打俄國人了。

鬧的這麼厲害，中央省部當然知道了。絕大多數人反對把事情鬧大，首先當時內外蒙的邊界就是一筆糊塗賬。哈爾哈蒙古（內蒙）和哈爾科蒙古（外蒙）的邊界是大清在1734年劃的，遊牧民族逐草為生，老是跑來跑去，誰也不把那條邊界當回事，加上兩個蒙古在後來的200年間就沒少打，邊界也隨著勢力的增弱而變化。那個諾門坎到底是怎麼回事也沒人說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說當時是趴在地圖上用放大鏡找這個“諾門坎”。為了那麼個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當時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陸戰場上，為如何解決大陸問題而傷透了腦筋。皇軍地倒是佔了不少，可是幾乎可以肯定國民政府是不會投降的。英美又一聲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要求日本撤軍，而且條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這種時候，關東軍還要去和俄國人對練，那不是抽風是什麼？

但是有支援的，時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徵四郎一錘定音：“只是一個師團的話，就不要那麼煩了，讓關東軍去吧”。

這是一句很有名的話。日本人只要回憶戰爭，就會提到這句話，因為這句話說出了那些參謀們（也可以叫做“昭和軍閥”）的本質。要知道當時日本陸軍的正規師團只有18個（兩個近衛師團加上番號為1…20的常設師團但其中番號為13，15，17，18是“特設師團”，配置只是“常設師團”2/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