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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大罵馮道的司馬光，在其留下的文章墨寶中也曾這樣記載：

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厥，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谷賤，豐兇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長興二年，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取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也。”

好一對愛民如子的君臣！

而他們兩人的另一大功勞是文化方面的建設：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佈甚廣。

也不知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大文豪們在寫文章罵馮道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馮道的這些“小善”對他們的重要影響。宋朝文人多，是因為從唐五代以來雕板印刷術漸漸流行，讀書比前代方便多了。但是如果沒有馮道這些掌過權的書生刻意地儲存文化遺產，歷經亂世，歐陽修司馬光真不知有什麼可讀的，他們哪能振振有詞地引用儒家經典來罵前輩！

馮道從後唐到後周，伺候了不少皇帝，沒有在改朝換代的時候為前朝盡忠盡節，這是人罵他的第一個原因。一個老實的書生，生逢亂世，不肯老老實實地隱居山林，卻在官場享盡榮華富貴，混了太多的日子，這是人罵他的第二個原因。

盡忠盡節，無非是上吊抹脖子，讓人死掉而已；隱居山林，看似安靜，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做一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不是被契丹人打了草谷，就是被漢人抓了壯丁，或者做了“臘肉”，還是個死掉而已。

一個人想辦法要活下去，有什麼錯！

那個時候，兵強馬壯就能做皇帝，今天你做，明天他做，打一個盹的工夫朝代就換了，誰會為這些軍閥皇帝守節盡忠？歐陽修說：“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武夫戰卒上陣打仗，成了的封王封侯做皇帝，敗了的朽骨一堆，所以拼命的人多，殺紅了眼哪管是死是活。而文官們要死，就得自己認真拿主意，得看死得值不值。前文提的那個頂撞過馮道的忠誠之士盧導，說話的時候振振有詞，潞王做皇帝后也沒見他為閔帝盡節盡忠啊！

馮道能逃過一場場的兵亂政變，沒有被哪個主子一生氣砍了頭，不是因為他會曲意逢迎，到處討好，而是由他“事當務實”的辦事風格，和“與物無競”的個人風範所致。好幾次他都被牽連上了，結果皇帝都說：“這個老頭不是多事的人，別找他的麻煩。”當時每一位軍閥做了皇帝之後，都夢想著天下太平，江山永固，而馮道被人們評為“承平之良相”、“多才博學”、“清儉寬弘”，所以皇帝們都不討厭馮道這樣的人，都願意給他大官做。

宋朝的文人罵馮道，是透過苛求古人為現實服務。江山一統了，天下太平了，文人們做官的機會多了，變節的可能又少了，所謂飽漢不管餓漢的飢，“你看，我們多忠心啊，從來不變節啊！”也不看看，你們有機會麼？

但事實上，大宋朝從五代繼承下來的丟人事情，他們還是不敢多說，賢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也對後晉石敬塘賄賂契丹的事嘖嘖稱道，認為花錢買太平，所費不過數縣的賦稅而已，是很值得的。

而且馮道也和平常我們所說的“叛徒”不一樣，他沒有朝秦暮楚，今天投奔這個，明天又倒向那個，沒有為敵人提供過情報，也沒有回過頭來殘害自己人，他只是隨著朝代的變更而改換門庭，就像亂世漩渦裡的浮萍一樣，隨波逐流，沒有被浪頭打翻。賣國叛國的事，馮道畢竟不曾幹過。所以後世有些人在文章中把馮道和秦檜汪精衛周作人扯在一起，實在有失公平。

在古代女人失貞、寡婦再嫁是了不得的罪過，而現代人們連“黃昏戀”都開始提倡了，為什麼就不能理解一位亂世的書生，非要讓人家“死給你看”？

在李曜看來，馮道不僅沒有失貞，反而是天下最貞。他每在一朝，所做所為都是為百姓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