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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唐高宗在竭力限制後黨的擴充，不僅是“檢校”還是“權檢校”，當時後黨正治罪長孫無忌集團，讓李義府復相，忠於皇帝的許圉師反而僅任檢校侍中，這時期原太子也被廢為庶人，唐高宗對後黨專權傾向不滿，原本維護皇帝控制宰相的檢校制度反而用來對付皇帝。這就迫使唐高宗另尋策略，於是這以後檢校職務呈濫用趨勢，甚至連泰山封禪使都要檢校，唐高宗用追封老子和恢復舊制，給長孫集團平反、用軍權恢復對政權控制。

上元以後，唐高宗不再繼續任用檢校制度限制相權，直接任命單相，或者兩相派出一人任軍職，朝中用最忠心的宰相，加強皇權，去世前不久又制定同平章事職務，分散、降低相權。

武則天執政後，雖然沿用唐高宗的政策，但又部分恢復檢校制度，還把檢校制度沿用了唐太宗時宰相外派檢校，用來平衡各派系力量。武則天時代最重要的檢校外派是在長安末年，有唐休璟、韋安石、司馬鍠、韋嗣立數位宰相被外派檢校，壓制太子、相王集團，但最終引發神龍政變。

在唐朝復興後，檢校制度逐漸淡出政局，直到唐朝中期藩鎮割據時期，檢校制度才又興盛起來，往往也是作為榮譽頭銜使用，因為要任命很多三公和使相，為了不與行政編制衝突，往往就用檢校來區分，這樣也能增加官職使用，並且首次在三公以上的一品官職中使用檢校制度，像三公，本來最多隻能再有個加職，用兩次，要是檢校三公，就能任命多人，提高官職利用效率。唐朝中後期甚至有檢校太師等檢校三輔，此時的檢校制度也已經陷入其發展的中期，完全失去了早期由皇帝直接派遣監督、核查的作用和地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和宋朝。

檢校制度要認真說起來，在封建時代本該是一個比較先進的制度，但問題在於這一制度只能在皇權有充分權威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且要在多相制的民主基礎上。由於在檢校制度下，檢校官員有臨時性和監督性，在唐朝以後儘管不乏有權威的皇帝，但是往往缺乏多相的政治環境，即使有多相的政權，也因為宰相品級很高，限制發揮皇權作用，不像唐朝編制宰相是三品、四品（加銜有五品），後世的宰相都是二品以上，皇帝對僅比他小一級兩級的宰相難以形成絕對權威，只有強勢君主能控制宰相，或者乾脆廢置宰相。這樣就不能像唐朝那樣即保障皇權地位，又能擴大民主執政的範圍，增強執政效率。

唐朝檢校制度雖然能保障皇權對相權的優勢和監督地位，但是對外戚、軍閥的制約能力非常有限，到了晚唐，甚至淪為籠絡軍閥的榮譽職稱。再到宋朝，檢校官往往是散官，已不再有明確的許可權。元豐改制後，僅保留三公、三師以上官員的檢校職稱。

唐朝的檢校官總體上都是有具體許可權，即使是任命藩鎮節度使為檢校官也是因為其執掌地方實際權力，而像蓋寓等節度使麾下官員將佐也開始檢校左僕射這樣的高官，則說明檢校制度已經基本失效，完全淪為籠絡藩鎮軍閥的工具。

蓋寓，代北蔚州人，其祖父蓋祚、父親蓋慶，世代為蔚州牙將。李克用曾任蔚州刺史，並從此處開始發跡，蓋寓和另一蔚州人康君立等，盡心竭力輔佐於他，很快成了李克用的心腹。李克用任雁門節度史的時候，蓋寓為都押牙，並任嵐州刺史。等到李克用平定黃巢之亂，因戰功第一而任河東節度使鎮守太原之時，蓋寓便升為左都押牙，朝廷再授了個檢校左僕射的“榮譽稱號”。李克用決斷大事之時，對蓋寓必然在場，而且李克用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每次出兵征伐也都讓他跟隨身邊，足見信重。

蓋寓為人通達黠慧，很有智謀，尤其善於揣測李克用的意圖。李克用性格嚴厲急躁，遇到急事不容許稍有拖延，只要有人稍有違逆，就軍法從事。只有蓋寓能夠領會李克用的意圖，善於疏導，婉言相勸，以達到參謀輔佐的目的。譬如李克用有時候對將吏大發雷霆，蓋寓見勢頭不妙，想要勸阻，又不便直說，就假裝站在李克用這邊斥責將吏，李克用見有人唱了黑臉，就反而很痛快地免除了對他們的懲罰，這樣的事情多了，河東諸將都深謝蓋寓，於是地位逾高。

李存孝一聽蓋寓在，頓時放心不少。這次他來報信，那可是報憂，並非報喜，誰知道以李克用的脾氣，一旦聽說自己胞弟李克恭很可能已被亂軍所殺這個訊息之後會有什麼舉動？

要是他沉得住氣，那還好說，萬一當時就暴怒起來，李存孝也只能硬頂著一陣怒罵了。

但是蓋寓既然在場，李存孝就不必過於擔心。

不一會兒，門子出來道：“給事郎君，大王有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