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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結束了南北紛爭的局面，統一了全國，但國運短促，不久便被大唐所取代。大唐帝國建立以後，總結前朝的經驗教訓，自覺實行三教並獎的政策，從而確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方面用行政手段統一儒家經典的文字和註疏，由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至高宗時頒行，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課本，天下士子奉為圭臬，加強了儒學的主導地立；另一方面又禮敬道教，支援佛教，使兩教在此期間得到迅速發展，並呈繁榮景象。

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會思想文化結構的重新調整任務並沒有完成。主要問題是儒佛兩大文化系統在思想理論上的力量對比，不能完全適應中國這一時期宗法社會的國情。

一方面，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出現天台、法相、華嚴、禪宗、淨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輩出，人才濟濟，理論學說異彩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尤其是中國化的佛學——禪宗，後來居上，發展勢頭甚猛。佛學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和權設方便的普及性說教，對於中國士人階層和勞苦大眾均有極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斷增多。

另一方面，與佛教相比，儒學遇到了不景氣的難題。自漢末儒家經學衰落以後，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學層面，內部結構呈傾斜和不完整狀態，它只能在政治、禮俗上佔有傳統的優勢，卻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學理論來同佛學對話。

東晉南北朝時有不少初學儒者，後來傾心佛學，仰慕其高雅深邃，認為佛學的境界高於玄學，更遠勝過儒學。東晉佛學大師慧遠就說過：“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詩》中追述自已進學的三階段。“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士大夫階層越來越被吸收到佛學上，在那裡尋找精神的寄託。

這種情況到了唐代更有所發展。《五經正義》所依據的經注，半是漢代作品，半是魏晉作品，經學只在詮釋上達到統一，並未開創出符合新時代需要的新義學，亦未出現儒學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學仍未擺脫被動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導地位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這在正統思想家看來不利於宗法社會的穩定。

然而佛教雖有協助治道勸化民俗的作用，但它是外來文化，若干教義與中土傳統禮俗有一定矛盾，況且寺院經濟、寺院獨立不能不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發生衝突，勢必引起儒道兩家和朝臣部分人士的反對。從南北朝的夷夏之爭，直到唐初，反佛的思潮連綿不斷，傅奕指斥沙門“不忠不孝”、“逃課（稅）”、“避役”，就是這種反佛思潮的例證。

韓愈，柳宗元所處的時代進入中唐，中央政權很不穩定，藩鎮割據此伏彼起；文化上三教合流已是大勢所趨，而三教之間又存在著爭優比勝的鬥爭。面對著佛教蓬勃發展的勢頭，許多朝臣和儒家學者，由於長期接受三教的共同薰陶，並無危機感，覺得佛儒可以並行不悖，乃至匯合溝通，共同形成社會精神支柱。有些人從肯定佛儒在社會功能上的互補，進而探索佛儒在思想理論上的貫通。怛也有少數人覺得這樣發展下去，不僅儒學有被佛學超過和淹沒的危險，且將危及綱常人倫，因此力主排佛，但又找不出儒學復興的有效途徑。柳宗元是前一種思潮的代表，韓愈是後一種思潮的代表。

韓愈自幼成人，所學以儒為主，又極重古文。“學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韓愈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在儒學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時即崇信六經，服膺孔孟，對於佛、老之學相當生疏隔膜，這是韓愈後來反對佛老的思想基礎。

韓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獨立見解，寫下《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五篇哲學論文。他有感於中央虛弱，藩鎮強大，有感於儒學衰微和佛老興盛，認為只有大力扶樹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們關心家國，增強向心力，使宗法等級製得以鞏固，於是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發出尊孔孟、排異端的號召，獨自舉起了復興儒學的旗幟，開始了他批判佛老的理論活動。

在《原道》中，他首次明確剔除“道德”的道家內涵，把它直接與仁義連為一體，雲：“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