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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在一邊聽了，一邊心中驚訝裴樞的學問研究果然很深，一邊又覺得此人的性子確實比裴贄張狂不少。“公”的意思，李曜都清楚，崔遠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洪邁《容齋隨筆》之《續筆》卷五“公為尊稱”條有如下解釋：“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謂年之長者曰公”。所以裴樞這個例子找得非常準：李翱不比韓愈年長，而比韓愈小六歲，韓愈應按照唐人的規矩，也按照他自己稱呼其他後學的一貫做法，稱李翱為“足下”或“吾子”才對，現在卻稱為“公”，如此反常，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當然，不能憑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評就斷定李翱為韓愈之師，但可以斷定李翱絕非韓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斷定，韓愈自己也絕不認為李翱是他的弟子。

崔遠這次不得不答了，只好反問：“若如閣下高論，那麼‘李翱從予為文’之語，又該如何解釋呢？”

裴樞哈哈一笑，道：“原本這個問題應當問韓昌黎，但韓昌黎的說法只會讓後人一頭霧水，某意，還是看李習之怎麼說吧。”

他捋須道：“關於李習之究竟是韓昌黎弟子還是朋友之惑，通檢《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寫於韓愈生前，一篇寫於韓愈卒後。”

在座諸人見裴樞如此強聞博記，也不禁動容，各自肅然，聽其論道。裴樞道：“其一《答韓侍郎書》，此文是批評韓昌黎的，認為韓昌黎獎掖後進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韓昌黎為兄：‘如兄者，頗亦好賢。’其二《與陸X書》＇注：中間一字失考，可能遺失了。＇是稱引韓昌黎的：‘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三《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仍然是稱引韓昌黎的：‘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由。’併為張僕射未能得到韓昌黎而惋惜。其四為《祭吏部韓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嘗辯之乃兄之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區區三百餘字中即稱兄九次，且明確地說韓昌黎‘待予以友’。諸位賢良，師道之重，與君親並列，如韓昌黎果是李習之之師，李習之不至於如此唐突，稱師為友。”

這一點李曜完全理解，不要說古代，即便是今人，於莊重場合也不會稱父、母、師為友，更不會時刻、永遠都稱父、母、師為友。

裴樞這一說，倒是讓李曜想起來了，後人也不是沒有為李翱究竟是不是韓愈弟子之事疑問過。畢竟，不論是稱引韓愈還是祭奠韓愈，李翱皆明確地以韓愈為友，也說韓愈待他以友，而從不認為或暗示他是韓愈弟子。至少這一點惹得後人大生疑問，並進而懷疑韓愈抗顏為人師的做法與蘇軾相比實在不夠高明。

如鮑倚雲《退餘叢話》卷二雲：“東坡於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文潛、少遊、無己輩，未嘗敢以師資自處，何其謙也！昌黎抗顏為師，以弟子畜李翱、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雲‘習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以師資事韓，並婚婭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韓公意度，似遜坡公一籌。”龔自珍《定庵文集補編》卷四之《與人箋》亦曰：“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

誰料崔遠面色漲紅，抗辯道：“李習之久有自負之名，此公或許之事未曾謹守弟子禮儀罷了。”

裴樞眉頭一揚，輕哼一聲，道：“李習之僅僅在稱呼上不願稱韓昌黎為師嗎？不，他從內心也沒有把韓昌黎當作師尊。”此人的確強聞博記，此時又舉例道：“崔相公說李習之自負，這本不錯，然則劉賓客在《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中曾記述李習之的自負語，其言：‘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想來崔相公便要以此為佐證了？”

李曜忽然意識到，裴樞這話絕對是在給崔遠挖坑。他記得歐陽修於古文創作上推崇的不是“韓柳”，而是“韓李”，顯然認可了李翱的說法，元代《湛淵靜語》中也認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耳”。清乾隆時所編《唐宋文醇》乾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與孫樵湊足十家。可見李翱的自負並非狂妄，倒確是近乎事實的。

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說小一點，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復上，韓愈是以千餘年後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從弟正辭書》則也說：“仲尼、孟軻沒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