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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本人並不時常加入爭論，但他在應酬學上造詣甚深，偶爾一句話，就能將眾人從某個僵持的論點中輕輕帶出，轉入另一個話題。他的風姿卓絕，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也得到了幾乎所有名士大儒們的認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長安的舉動，心中頗為費解，因擔憂河北局勢，只得再次致函李曜，雖未明言讓李曜迅速歸鎮河中準備迎接朱溫的進攻，卻也將河東的困難局面一再強調。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後，仍未歸鎮河中，反而回復李克用，說李嗣昭、李嗣源與李存審三人到任之後，須得立刻徵募新軍並迅速訓練，以避免李茂貞反撲或者其他敵對勢力的覬覦，而為了支援他們三鎮的行動，自己必須坐鎮長安，為其提供軍事上的震懾和財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現在還無法迅速回鎮河中。

不過為了讓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麼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關中、同華徵募新兵兩軍，共計一萬四千人，號為“鎮遠左軍”、“鎮遠右軍”，駐紮長安附近練兵，而將開山左、右軍派歸河中，以防備朱溫。同時獻錢五十萬貫，連同緊急調撥的大批物資一起運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錢物，壓力減輕不小，同時李曜的理由也的確說得過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徵調了一批青壯加入軍隊，準備迎接朱溫的下一輪攻勢。

第211章　掌控四鎮（二十）

首先感謝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說一句，這倆章對於唐朝儒、佛兩家的思想爭議著墨較多，如果讀者細看，會對本書後面即將出現的新儒學有更多的瞭解，而新儒學的理論，則是李曜今後改革的指導思想。

隴西郡王府中偏院，賓客雲集，正在舌戰。一名五旬開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談：“說到柳河東＇注：指柳宗元，其為河東人。＇敬佛，其實劉賓客＇注：指劉禹錫，其最後所任官職為太子賓客。＇又何嘗不是如此？劉公與柳公在理政、學問之上恍如同門，且命運相連，對於佛門之態度也非常一致。劉公傾心於佛門的‘出世間法’，自謂‘事佛而佞’。多言儒佛兩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遞用”

一人插話道：“裴尚書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問出自何處啊？”

裴尚書乃是裴贄，前段時間李曜運用其在長安的影響力——或者說震懾力——調整諸多官員職務，裴贄因與河中走得頗近，而且本人確有才學，便由御史中丞擢升為刑部尚書。

裴贄轉頭一看，說話者乃是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

崔遠與崔胤雖偶有不和，但畢竟同榮共辱，與裴贄等親河東之家關係日漸緊張，因此裴贄也就回答得不怎麼客氣：“崔相公調理天下，想是未曾讀到《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其中便說‘素王（孔子）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釋迦牟尼）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此二者‘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不過‘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導亂世；更何況佛門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為調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為劉公能看到佛教有陰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韓昌黎＇注：指韓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見識，又高出一籌。”

李曜恰好自此處經過，聞聽此說，頗覺有理，便又聽了一會兒，才發現他們已經將“戰火”從韓愈、柳宗元燒到了劉禹錫、李翱等人。

後世對韓柳與佛教的關係，也曾有學者作出一些綜合性考察和評論，同時聯絡李翱的《復性書》來分析韓柳李三人在中國儒佛關係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對於從韓柳為基點，有限延伸其同時代的其他大家，還是能夠欣然接受的，畢竟“真理越辯越明”這個說法，也算是李曜某種程度上的一個指導思想。

現在的長安，文人雅士們早已被他一手導演的“說韓柳”綁上了戰車，但凡是讀過書的人，三句不談韓柳，那是萬萬丟不起這個人的。李曜對目前這個狀態頗為滿意。

其實韓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以說在伯仲之間。在儒學發展史上，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