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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學發展還有一大貢獻，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這與韓愈相同。）的同時，還著力闡揚《中庸》，對後世影響很大。

清人全祖望說：“退之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韓愈、李翱的啟示，宋明理學家高度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這兩篇，將它們列出來，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為經部，用以闡發心性之學。淳熙中，朱熹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並列，稱為《四書》，取得與五經等同的地位，成為儒家的經典著作。朱熹以畢生精力作《四書集註》，影響極深極廣。元代延佑年間復行科舉，以《四書集註》試士子，明、清兩代沿習不變，如此《四書》的重要性幾乎要超過《五經》，而其首倡之功則在韓、李。

總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韓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認真實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韓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學向宋代理學過渡的三個環節上的“三個代表”？韓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學復興和占主導地位的必要性，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學容納佛學的必然性，李翱的作用是實際地進行儒學消融佛學的嘗試。他們三人各從不同的角度，為宋代理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李曜並不打算弄出個宋時的理學來，但理學雖然常為他所棄，卻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鑑。當然李曜認為可借鑑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學的高峰程朱理學，而是由宋朝陸九淵提出、明朝王陽明完善並達到巔峰的陸王心學。

陸王心學的一些思想、理論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謂無窮。舉個例子：日本近代的著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就為王陽明學說深深折服，隨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陽明”。王陽明心學甚至被看做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動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學，什麼樣的新儒學才是中華民族需要的？李曜聽了這一場辯論之後，忽然多了一絲明瞭。

第211章　掌控四鎮（廿一）

Ps：本章是描寫李曜“新儒學”理論的最後一章，下一章開始“秦王變法”，對這一章儒學理論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過。

蠟燈下，大唐新晉的隴西郡王李曜正在奮筆疾書，上好的白麻紙上寫滿了他王右軍風格的字跡。如果將他身旁放著的稿件全部整理起來，會發現最開頭的一頁，打頭三個字是：新儒論。

按照李曜幾年前就已經做好的規劃，當他一旦有機會影響朝政動向之時，則要開始進行新儒學的傳播，為接下來準備進行的變法改良做準備。如今時機已經成熟：作為河中節度使，吞併了原先同華節度使的關中最東面一塊，坐擁潼關天險；關中第一強藩李茂貞以被自己打殘，其割據地盤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寧、保塞、天雄三鎮已經由河東集團中與他最為親密的三名兄弟執掌，而且這三鎮與河東路上連線也要經過河中轄地，河中的地位毫無爭議。

變法，絕不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可以說幹就幹。沒有民心思變的局面，沒有正確的變法思路，沒有足夠的政治基礎，沒有預先的物資準備，沒有完整的變法大綱，沒有推進的具體步驟，沒有執行的得力人手，沒有應變的提前預計，沒有總之缺了一條，變法都幾乎可以說是等於自殺！

正因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號召進行了這次儒家學術大辯論，並且在辯論進入高…潮之際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寫下來，準備昭示天下。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確的——開風氣之先。

多讀一千多年的歷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經驗教訓在腦中，李曜對新儒學的思考其實不是一天兩天，當初他那當了一輩子“教書匠”的祖父曾有頗多藏書，其中關於洋務運動時期的佔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幾本書裡，有寫曾國藩的、有寫李鴻章的，當然還有些袁世凱、孫中山的，其中寫曾國藩的某本書中，曾說曾國藩是近代新儒家的開創者。李曜那時候正是年輕氣盛之時，對任何“開創者”都很有興趣鑽研一番，於是也仔細找了些跟曾國藩有關的書看，順帶的，也就對所謂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瞭解。按照那些後世的主流看法，儒學的發展，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原始儒學時期。時間在秦前，以孔孟曾顏、荀子等人物為代表，創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們站在儒家發展的角度看來，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過渡王朝，它存在的時間短，儒學不僅沒有得到發展，而且還受到嚴重的破壞（焚書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