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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旨之行，一由門下”。因有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的慣例，“故長孫無忌”，就是說，“所以”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那就無論如何得不出因為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結論來的。

王摶這麼一說，李曜頓時想到，當年他十分尊敬的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論述隋唐制度淵源時曾指出：“若能注意‘高齊創業，亦遵後魏’，‘（隋）高祖踐極，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及‘唐之官制大體皆沿隋故’數語，則隋唐官制之系統淵源已得其要領。”

唐初多沿隋制，實行宰相集體議事制度，三省長官共議國政，不能沒有議政場所，所以，“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並且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這時政事堂，所以設在門下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可見，在北朝時門下省權尊勢隆，在國務活動中自然成為軍國大政決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議政起始的時間，只能往貞觀、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後的貞觀年間。

見李曜還在思索，近來緊靠河中的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陸扆便笑著解釋道：“我朝建國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議政場所即為門下省的政事堂。故時人一般皆以三省長官為真宰相，而真宰相參加政事堂商討軍國大政，乃有當然資格。然國朝宰相，一如隋時，自始就不限於三省長官。”

他舉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書參掌機事，裴矩、裴蘊以黃門侍郎知政事，已開他官兼任宰相之風。到了我朝，此風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遠近日見李曜權威日固，越發不肯與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為伍，也介面向李曜獻殷勤道：“陸相公說得極是，右相當知，國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職銜者，均為宰相，即‘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參議得失’、‘參議朝政’、‘參預機密’、‘參知機務’、‘知政事’、‘知門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等。”

李曜奇道：“某今為中書令，似是正二品，為何宰相之銜，反是同三品？此處卻又有何掌故？”

崔遠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謂‘同中書門下三品’，本來因為中書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現在欲使秩卑的人參知政事，故立此號，令與中書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來意義，縱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須加‘同三品’之號，方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議政。所以，即令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這樣有權位的大臣，也必須加上‘知門下省事’之職銜，才在制度上取得參加政事堂議政的資格。但大曆年間，中書令升格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誤。”

李曜這下聽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是說，門下省政事堂議政制度在前，而“知門下省事”之類的名號，甚至中書令本身的品銜提高都在其後。

他點點頭：“如此，政事堂宰執天下，可是自來便為國朝中樞，調和九州？”

王摶搖頭道：“這個卻不盡然，政事堂為宰執天下之所，其實算來，當有三次大變。”

李曜哦了一聲，朝王摶拱手道：“看來沿革頗多，某初為朝廷宰執，不解其中變化，還請王相公為某試言之。”

他現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摶自然立刻拱手回禮道：“此執筆宰相應為之事，豈敢言請。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高宗時＇，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玄宗時＇，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王摶既然是今日執筆宰相，有為李曜解說政事堂掌故之責，便將其所知一一道來，直說了一盞茶的時間，才將這其中來歷緣故說清。

李曜聽後，聯絡穿越前在史書、文獻中的一些瞭解，總算搞清了政事堂發展其實分了三個階段。原來宰相於門下省政事堂議政，雖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已成為制度，但由政事堂議政發展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卻經過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

第一階段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