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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

“風流才子”這套衣缽的第三代傳人是三國時期“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國時魏詩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穎慧，年10歲餘，便誦讀詩、文、辭賦數十萬言，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曹操的寵信。曹操曾經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曹植行為放任，屢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終於在立儲鬥爭中漸佔上風，並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又稱帝。曹植的生活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從一個過著優遊宴樂生活的貴公子，變成處處受限制和打擊的物件。黃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繼位，即魏明帝。曹？對他仍嚴加防範和限制，處境並沒有根本好轉。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最後的封地在陳郡，卒諡思，故後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詩歌是曹植文學活動的主要領域。前期與後期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前期詩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表現他貴介公子的優遊生活，一類則反映他“生乎亂、長乎軍”的時代感受。後期詩歌，主要抒發他在壓制之下時而憤慨時而哀怨的心情，表現他不甘被棄置，希冀用世立功的願望。今存曹植比較完整的詩歌有80餘首。曹植在詩歌藝術上有很多創新發展，特別是在五言詩的創作上貢獻尤大。首先，漢樂府古辭多以敘事為主，至《古詩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佔重要地位。曹植髮展了這種趨向，把抒情和敘事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五言詩既能描寫複雜的事態變化，又能表達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豐富了它的藝術功能。曹植作為建安文學的集大成者，對於後世的影響是不小的。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範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編過作品選集《前錄》78篇。死後，明帝曹睿曾為之集錄著作百餘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30卷，又《列女傳頌》1卷、《畫贊》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失。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輯錄詩、賦、文共206篇。清代丁晏《曹集銓評》、朱緒曾《曹集考異》，又對各篇細加校訂，並增補了不少佚文□句，為較全、較精的兩個本子。近人黃節有《曹子建詩注》，古直有《曹植詩箋》，今人趙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植得以留名千古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他暗戀自己的嫂子、魏文帝的皇后甄洛而作了千古絕唱《洛神賦》。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四代傳人非陶淵明莫屬。陶淵明（公元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里，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訊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