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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讚賞，並且以為是古人的文章，經人奏報才知道是出於一個當代的年青才子之筆，驚喜之餘馬上召他進京，司馬相如向武帝表示說：「　“子虛賦”寫的只是諸侯打獵的事，算不了什麼，請允許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獵的賦」，這就是內容上與”子虛賦”相接的”上林賦”，不僅內容可以相銜接，文字辭藻也都更華美壯麗、好大喜功的武帝讀畢非常高興，立刻封他為侍從郎，即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將軍唐蒙徵南越，通夜郎，派司馬相如出使巴蜀，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他在那兒釋出了一張“諭巴蜀檄”的公告，採取恩威並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當地士紳熱烈的歡迎，他的一篇“難蜀父老”以解答問題的形式，闡明為什麼要和少數民族相處的道理，文章蒼勁優美，說理透徹，成功地說服了眾人，使少數民族與漢廷合作為開發西南邊疆作出貢獻，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發他接受賄賂，因而被免官。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園令」，這是管理皇帝墓園的閒差事，但是他對朝廷大事仍然關心，他見到武帝喜好神仙之術，因此上了“大人賦”欲以諷諫，想不到效果適得其反，“長門賦”中就可以窺見他對自己際遇不幸的感嘆，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遺有“封禪文”一卷，這就是司馬相如的絕筆了。代表著作：《子虛上林賦》，司馬相如把田獵作為主要描寫物件，展開了全面的具體的描寫，並透過對客觀事實的具體描寫，形象地表現了作品的主題。《子虛上林賦》是歌頌的作品，作者所描寫的是帝王貴族的生活，竭力宣揚的是漢天子的豪華和富有，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透過這些描寫，可以使我們感受到統一的漢帝國在上升時期所具有的氣象和麵貌，其視野之恢弘、胸襟之開闊，是以前文學作品所沒有的。《子虛上林賦》還是一篇諷喻性的作品，作透過作品中三個人物一浪高過一浪的描寫以及最後子虛、烏有先生俯首受教、態度的轉變，表達了對諸侯的奢侈和僭越禮法行為的不滿，以及維護中央王朝統一的政治態度，這與漢初政論家賈山、賈誼、晁錯等人論政所表達的認識是一致的。至於賦末作者透過天子之口所發表的抑制奢侈、崇尚節儉的議論，其社會效果也許是十分微弱的。《長門賦》，在表現手法，藝術風格上與《楚辭》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馬相如寫作這篇賦的起因，並不單純是對於後宮婦女的同情。而是以後宮女子的悲慘遭遇來寄託個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話傳說的材料，採用的是幻想、象徵的手法，人們容易發現其中的寄託，而司馬相如轉而寫入人間男女的情愛，採用的是寫實的手法，人們容易從其描寫的生活出發對作品進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馬相如的這種寫法，實際上開創了古代詩歌中以男女之豔情寫個人情志的一體，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同樣是不可低估的。景帝中元六年，司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裡的富豪卓王孫，備了宴席請客。縣令王吉和司馬相如一起參加了宴會。客人被司馬相如的堂堂儀表和瀟灑的風度所吸引，正當酒酣耳熟的時候，王吉請司馬相如彈一曲助興。司馬精湛的琴藝，博得眾人的好感，更使那隔簾聽曲的卓文君傾倒。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孫的女兒，因丈夫剛死，才回到孃家守寡，她聽到司馬相如的琴聲，如痴如醉，又見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後，他們兩人經常來往，便產生了愛慕之情。一天夜裡，卓文君沒有告訴父親，就私自去找司馬相如。他們一起回到成都，結了婚。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正當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裡，卓王孫卻暴跳如雷，發誓不給文君錢財。這樣一來，文君和相如窮得沒法過日子。他們只得回到臨邛，在街上開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櫃檯打酒，相如穿上圍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雖然清苦，但兩口子相敬如賓，過得和和氣氣，過了一些日子，卓王孫在朋友的相勸下，才消了怒氣，給了文君一些錢財和奴僕。“文章西漢兩司馬”，這是班固對司馬相如文學成就的評價，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中還把二人放在一個專節里加以評述，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二人的文學成就雖有差異，但他們都各自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在各自的領域中達到了時代的最高水平，為推動文學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他們有相同的努力和貢獻，二人對後世文學的影響都不僅侷限於各自擅長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漢賦經過他揉和各家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創造建立起固定的散體大賦，後來學詩賦的人都能以他為典範。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風流韻事更是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