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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之命，臣等自當殫精竭慮，為我主分憂！”王敬誠道，“只是臣等想知道，國主是欲周詳之制，還是權宜之制。”“稟國主，若是周詳之制，則需費日曠久，一切名器禮樂制度需有出處，須體貼古制，又合今世。”耶律楚材道，“政權、財權、軍權與監察之權各有歸屬，亦一個不能少，還需律典、禮、樂、儀衛、輿服等等。至於權宜之制，即是從快、從簡。”

趙誠也很明白，如今家大業大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可以直接控制官吏治理各地，事事親為。身為上位者，就須依靠一整套官僚系統來治理國家。因事設人，有什麼要的事情要做，就得需要相應的官吏去施行，並且必須有相應的品級、俸祿、鑑衡、監察與升降等等。而弄得不好。就成了無數弊政的來源。讓國家疲弱，百姓受苦，亡了國也不算什麼。

“自古為人君者，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內政清明。官員各司其職，忠於職事。士農工商諸人歸心。外敵不敢窺視。”趙誠道。“宋國雖典章齊備，煌煌皇家氣派讓孤也為之嘆服，當今天下，諸侯林立，孤雖有心完善內政百事，但卻不願讓繁文縟節掣肘。”

“國主莫非是想要行權宜之制？”高智耀道。

“對，正如晉卿所言，一個簡字。一個快字。”趙誠點頭道。“有敵來攻，千鈞一髮。孤欲親率大軍迎戰，難道還要孤先祭拜天地，選個黃道吉日親征？至於穿什麼衣服，孤愛穿什麼就穿什麼，百姓能買得起絲綢就讓他們穿，爾等將來承平之時可以定下個輿服之制，規定其等級服色，但也不必再去與百姓計較。孤前些年的宋國之行，孤觀宋國百姓除了龍袍，如今官紳與士人、百姓衣著也沒太多分別，尤其是婦人，與宮中無異，大概是朝廷雖有定製，民間總是屢禁不止，徒耗心神而已。古人行冠禮，至今冠禮已簡易至極，聽說司馬光曾仿古制穿深衣，以為復古，有人則說今人當服今時之衣，對司馬光頗不以為然。可見古制亦並非定式，後宋國大儒朱熹也穿深衣，卻被人罵怪服，此何其冤也？”

五位臣子心中暗笑，均知趙誠其實是不願被禮樂制度給束縛了，雖然有些強詞奪理，卻也有些道理。

“由此知之，世易事亦移也！”趙誠道，“諸位給孤講講歷朝歷代官制的沿革故事，孤再計較一二。”

“昔武王克商，史臣紀其成功，有曰：列爵為五，分土惟三，建官制惟賢，位事惟能。後人曰爵、曰官、曰職，分而任之。”劉翼道，“然周初之制已經不可考，考據家所言恐名不符實。古文所言，又恐多假託之作。吾王欲定官制，需審時度勢，因事設人，而非因為設事，也不必拘泥於古制或外國官制。”

劉翼是個絕對的文人，他沒有當官的料和心思，而是沉迷於做學問，醉心於考據學。那些諸如《尚書》、《周官禮》地古人作品，實在難以令人信服。正是因為如此，後人釐定制度，附會夏商周的古制，往往與事實並不符合。

“秦漢之制，至其時官制已盡完備，先秦三公九卿有也，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分掌國家大權，其位主權重，以下設九卿管諸曹事。自武帝始據《尚書大傳》、《禮記》等書以為三公指司馬、司徒、司空，又增御史中丞，行監察百官之權。至後漢，正式發號施令的是尚書檯，三公之權削弱，只能辦理一些例行公事。漢末，曹操為了掌握大權，自任丞相，並一度恢復御史大夫等官職。曹丕稱帝后，以為東漢尚書檯權力太大，便另設中書省，掌握機要，起草和釋出政令，逐漸成為事實上的宰相府。尚書檯自此成為執行機構，其事務日益繁忙，開始分曹治事，設侍郎、郎中等官，綜理各曹工作。

晉代將漢代的侍中改為門下省，作為皇帝的侍從、顧問機構，長官為侍中。侍中地位雖不高，但因接近皇帝，故很有權勢。至南北朝，凡屬國家重要政令，皇帝都徵求侍中地意見，這樣，門下省便成為參預國家大事地部門了。到了隋唐時，朝廷高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首官稱尚書。中書主取旨，門下主封駁，尚書承而行之。然李世民任過尚書令，自他以後無臣子再敢任其職，故尚書省的首官就只設左、右僕射，但不久，左、右僕射成了聽令執行的官員，不能參加大政。至高宗時，則用其他官員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同中書門下三品的頭銜參預朝政，行宰相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