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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大道上紐約中央鐵路線直到後來才電氣化。蒸汽驅動的火車在露天採礦區駛過，穿越每個街區的行人天橋。當我四五歲時，大人常常帶我到天橋上去。我眉飛色舞地往下看：火車朝著我們疾馳而來，又從我們腳下疾馳而去。現在不僅大大小小的各種火車頭都已從紐約消失，而且所有的高架鐵路——這些由粗鋼柱和交織的鐵桿組成的龐大結構，曾對下面的街道投下了網狀的陰影——也已無影無蹤，彷彿從未存在過一樣。這些變化以及許多其他更加引人注目和驚人的變化在我的一生中出現了。當我成為年輕的大學生時，我細細品讀了朗薩德①的十四行詩中著名詩句：光陰流啊流，不斷地流逝，我的夫人；啊，不對，流逝的是我們，而不是時間。

我們離開了人間，而時間和世界依然存在。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我常常覺得，我曾經瞭解的世界，以及這個比較單純的世界所特有的那種悠閒彷彿都已消失——除了還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人生的確短暫，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不管朗薩德歌頌什麼，既消耗時間又使時間永存的還是我。

①朗薩德（1524—1585）：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最傑出、多產的詩人。主要作品有《頌歌集》、《給愛蘭娜的十四行詩》等。——譯者

第二章　家庭的不幸和母親的堅韌不拔

我們夏天到英國去的旅行是以後許多年中興旺和幸福的頂點。我們回美國不久，祖父格勞斯鮑姆在倫敦去世。噩耗是透過電報突然傳來的。我記得父親讀到電報，立即嚎啕大哭起來。我更清楚地記得他坐在一張低椅子裡，腳斜擱在凳子上，穿著一套舊西裝，袖口有意開衩，紐扣也扯掉了。這是我們稱之為“默坐”的東正教傳統的一部分——悼念已故祖父的一種隆重儀式。

50年後，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一些戲劇性細節。我與索爾叔叔在倫敦散步，他在旁德街和攝政街之間的一個拐角上停下來，說：“這裡就是祖父活著時我們開店的地方。”然後他告訴我，祖父有一個他所信賴的經理，後來他發現這個經理從店裡偷走了大筆金錢。祖父揚言要把他送交警察處理，但是這個經理拔出左輪手槍喊道：“無論怎樣我的一生給毀掉了，如果我殺死你，然後被吊死，再糟也不過如此了。你是一個虔誠的、上帝害怕的猶太人。如果你手按在《聖經》上對我莊嚴發誓，不把我的偷竊行為告訴任何人，我就饒你的命！”祖父發了誓，這個人從此未被槍決。但是大筆金錢損失和生命受到威脅的雙重打擊損害了老格勞斯鮑姆的健康，使他在數個月後輕而易舉地成為肺炎的犧牲品。

我稱他“老格勞斯鮑姆”，因為他是一個有11位尚健在的兒子和無數孫子孫女的大家庭之長。他在一張大照片裡的形象活在我的記憶裡——他正直、爽朗、留灰黑鬍子、戴室內小帽，神情嚴肅，目光中閃爍出一絲宗教的狂熱。年輕時，我聽到許多關於他對宗教極其虔誠的故事。那些故事特別強調在他住房隔壁有一間學習室，學者和信徒上那裡做禱告和研究。很久以後，我的叔叔及其兒子講給我聽的故事卻對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強調在祖父家裡受到的培育嚴格得人人感到壓抑，而且他絕對禁止他們參加各種娛樂或世俗的活動，甚至嚴格禁止吹口哨。然而這位蓄鬚的可尊敬的老人僅僅56歲就過世了。

在從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的父親攜帶了一架新發明的留聲機，他在祖父家底層客廳裡向弟弟妹妹們展示，可他放的唱片竟然只有口哨聲，簡直令人不可思議。這時祖父從樓上書房裡衝了出來，喊道：“誰敢在樓下吹口哨？”我的父親一邊笑一邊大聲回答：“爸爸，不是我們，是唱片。下樓來聽聽我的新唱機吧！”在我的叔叔威爾敘述事情的原委後，祖父沒說一句話就回書房去了。畢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財神爺”對立。

我記得我們在第128號街上那座住房裡的一架唱機。那年準是1900年。我對唱機喇叭的印象特別深，因為它比我還大。唱片擺放在蠟盤上，和以後口述錄音機所用的蠟盤很相似。每張唱片在開始時總要宣佈選曲和藝術家的名字，並且像唱凱歌一般加上一句：“由愛迪生公司錄製！”

我的父親喜歡擁有財物，並且對新奇的財物特別感興趣。他死時留下3塊金錶。其中有一塊是“打簧錶”：當你撳一個按鈕——假定在半夜裡撳——它先會響小時數，然後響刻鐘數，再響分鐘數。父親死後，母親說我們每個人在成年儀式上將得到這樣的一塊金錶——到17歲時，我們可以享受一個成年猶太人的權利，並承擔所有的責任。可是這個諾言並未能實現。不久，這些金錶連同父親感到自豪的許多其他財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