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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這時我們也開始哭了，因為我也已年齡不小，不會不懂得從此以後一切都將改觀，不會像以前一樣幸福了。後來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擺脫掉這種悲哀的時刻。我總是想像自己奔到母親身邊，抱住她喊道：“不，媽媽，我們不是孤兒，我們還有你呢。”

父親安葬在長島的華盛頓公墓裡，當時人們覺得這是個十分遙遠的地方。我記得我們乘坐四輪馬車跟在柩車後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後，在墳墓上擲下一些泥土。還記得那天寒冷刺骨，我們在公墓外面的一個地方停留，吃些東西，喝點熱飲料。第二年我又去了華盛頓公墓，舉行墓碑落成儀式。我家的親密朋友、律師和演說家亞歷山大·羅森塔爾在儀式上講了話。他把我們父親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銘刻著紀念文字，很光潔，已經完工，背面則很粗糙，尚未完工。這樣可表示父親在35歲就過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滿了希望的下半生現在命中註定永遠得不到發展了。在場的許多人都哭了。哭得最響的是一群專業哭喪者——他們都是老人，經常到公墓來，強行參加每一個葬禮或追悼會，捶胸頓足，呼天號地，僅僅是為了賺一些小錢。

25年後，對我父親的葬禮幾乎已經淡忘的記憶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復了。這時我已快到父親死時的那個年齡，自己也當了父親，有了一個8歲的男孩，即我最喜歡的第一個孩子艾薩克·牛頓，是以他從未見過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這一次我的這個兒子躺在棺材裡，淚流滿面的父母把最後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墳墓上。

父親的去世對我的內心世界有何影響？當然我的心靈受到了難以想像的巨大創傷。心理學家使我確信我已失去了獲得安全保障和正常發展的基本條件——這種經歷不會不對我的性格產生十分有害的影響。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認，在自我反省中我沒有發現這種令人不安的後果。我們並不懷念從未實際擁有過的東西；也許，父親長期缺乏對我們事務的過問以及由此使我們缺乏對他的親切感，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他的死對三個兒子的影響。另一方面，我童年時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災難不大會壓倒我，反而是家庭關係中的小問題（後來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負。在我看來，利昂、維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現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經典作品《天真無邪的航程》中那幫孩子一樣。當他們的一個領袖由於意外事故去世時，他的名字一夜之間在別人的談話和意識中消失了。

我們要頌揚母親明智的培育，她使我們成長為真正的男子漢，完全不依賴母親的庇護，準備儘早承擔社會的責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對人的磨鍊是有益的。我們的損失是巨大的，但最終我們可以指望獲得巨大的補償。

隨著父親的逝世，我家的物質生活開始了新的篇章。這一章是漫長和令人消沉的，一開始就使我們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們連續好幾年在為避免生活進一步下降而鬥爭。我們的企業還有多種資產，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幾千美元壽險，許多個人財物，包括傢俱和珠寶首飾在內。實際上所有這些財產在以後幾年中逐漸耗盡。起初，我們做出了多種努力要把企業經營下去。父親的大哥伊曼紐爾以及兩個小兄弟曾經在他的指導下工作。毫無疑問他們是竭盡全力的，但結果卻是完全徒勞無益。不久他們退出不幹了。業務交給我母親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個工程師，公認的天才。後來他作為最早的“系統管理創造者”即“效率工程師”之一，在事業上卓有建樹。可是他既沒有吸引人的推銷術，也沒有我父親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謀略。到年底左右，企業虧損很多錢，餘下的存貨只好賣掉，多少換回一點錢，而經營則完全停止了。

後來，母親在自己的希望或絕望或者在別人勸告的帶動下接待付費住客——用比較難聽的話來說，就是開設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棧。結果這項事業也不成功，兩年後放棄了。母親還嘗試在股票市場上進行一點投機。我記得她打電話給股票經紀人，詢問“美國鋼鐵”的價格。她的帳戶無疑很小，並且是和當時的聯合證券交易所的一個成員一起做的。在那裡，交易單位是10股而不是像紐約證券交易所裡是100股。經紀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親的微小業務是由他極其年輕的兒子經營的。因此我小時候曾經每天開啟報紙金融版看“美國鋼鐵”股票的漲跌。儘管我對金融一竅不通，可我知道漲價時高興，跌價時難過。不用說，母親帳戶上賺到的利潤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掃而光。此外，因為她開戶銀行的倒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