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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決定到墨西哥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便結束我們的關係。我們友好地分了手。

從敘述婚外戀轉到歡呼一個小孩的誕生，這似乎有點無情或輕浮，歌德不是說過人心會一瞬間由善變惡，也會由惡變善的嗎？我們第二個牛頓生於1928年4月10日，離第一個牛頓去世週年紀念還有10天。他的誕生給我和海茲爾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因為上蒼似乎大發慈悲，又給我們送來了一個男孩。我記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醫院裡，等待至關重要的訊息。孩子誕生的訊息傳來後，我心靈以外的某種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歡慶勝利的詩歌，這首詩歌我在幾分鐘裡就寫成了：復元他已經回來從黑漆漆、空洞洞沒有一顆星星發亮的夜晚。

他已經回來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心肝寶貝他沒有消失他已經回來。

他已經回來雖然墳墓曾要他靜靜地躺在那裡。

他已經回來：因為在我們任性的認識中繁榮的年代又重新出現他已經回來。

因為春天裡他離去的時候一腳把麻木的死亡踢開，他已經回來；因為慈愛比什麼都寶貴我們的心在歡唱：他已經回來！

第二個牛頓是一個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烏黑捲曲的頭髮。從來沒有一個孩子像他那樣得到這麼多的熱情和關懷。但是多年來擔任我家醫生的梅·威爾遜（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致力於尋找治療兒童風溼性心臟病的方法）給我們帶來了令人不安的訊息。這個嬰兒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將來可能發生嚴重的疾患。他的擔憂使我們特別小心避免他生病。（我們已從河濱大道公寓搬走，因為我們覺得那裡冬天的寒風可能是第一個牛頓患耳疾的原因。）

寫到這裡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在頭幾年之後，第二個男孩沒有帶給我們什麼幸福，相反只帶來無數憂愁和悲傷。事實上他和我們在一起並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極其難以相處的人。不久我們就明顯地發現他有嚴重關節炎，還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們常常為此自責，因為我們給這個孩子取了和第一個牛頓同樣的名字，並且從一開始就竭力把他當成第一個孩子的再世。這一點是否使他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混亂感？他是否不滿自己不得不處於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進行比較的地位？我們對他的身體的倍加呵護是不是削弱了他的個性？我深信這些推測沒有什麼實質意義，牛頓生下來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們的不幸。

為了充分發揮我的思維能力，也為了擺脫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項工作。以前有一段時期我一直考慮寫一本關於證券分析的教科書。我感到現有的教科書內容已經陳舊過時，不再普遍適用，尤其是這些教材很少關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義或公司會計結算中的詭計和陷阱。我決定在把我的想法訴諸文字之前，先就這個題目設計出一門大學課程來。我與哥倫比亞大學分校校長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聯絡。他很讚賞我的想法，並把這門課程——名叫“證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開講。對於學生的反響，人人都感到驚訝。這門課有150多名學生註冊聽講，教室完全爆滿。回想起來，這種現象很容易理解。20世紀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眾都渴望獲得資訊、指導，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學校沒有一門由一個在華爾街工作的人主講的類似課程。註冊結束時，要聽課的人很多，所以屆時只能派人在大門口站崗，以防有人把門擠破。儘管我告誡學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於闡述解釋的需要，決不要把它們當成我向你們推薦購買的品種，然而我探討過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後來確實價格大大上漲——雖然很可能是整個市場猛漲引起其攀升的。幾個這樣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課程在學生中獲得了“十拿九穩的賺錢者”的名聲。1928年秋天，註冊聽課的人數比上一年還要多，許多人堅持要求獲准再次聽課，期望我在講課舉例時向他們介紹一批新的有利可圖的股票。

就這樣，我的學術生涯開始了，並且將持續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講過的許多課程，以及在其他學校作過的講座。1927年秋，有位學者名叫戴維·多德，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助教，後來成為我在教學中的助手，“華爾街的聖經”——《證券分析》一書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業務的合夥人以及忠貞不渝的朋友。從我在準備第一年講座時所想到的問題來看，顯然我還不能寫出一本令人滿意的教科書來。事實上，7年以後《證券分析》才問世。如果這本書過早出版，將會犯下大錯誤，因為到1